近日，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张家川”）策划推出“文物中的廉洁密码”主题宣传，首期以马家塬战国马车为切入点，透过金银饰件、车舆规制与岁月沧桑，探寻古代车马承载的廉洁文化基因，推动传统廉韵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融共生，引导党员干部知廉、守廉、践廉。

马家塬车舆博物馆古代战车雕塑（张家川县委宣传部供图）

在我国古代，马车不仅是核心的交通工具，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象征，它的出现是古代生产力跃升的重要标志。关于马车的起源，据《左传·定公元年》记载，奚仲在夏代担任“车正”，主管造车事务，被后世尊为造车之祖。商周时期，马车已经成为战争的核心装备。《周礼·夏官·司马》以“万乘之国”“千乘之国”区分诸侯，战车数量直接代表国力强弱。《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可见马车在军国大事中的分量。

车舆制度：等级秩序中的规矩意识

古人在长期使用马车的过程中，逐渐将对“控驭”与“节度”的理解，从驾车的技术要领上升为治理国家的思想方法。先秦诸子常借车马阐发治国之道，如韩非子以“造父御马”论赏罚之术，荀子以“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说明善用外物的重要性。

在礼仪制度层面，马车是身份与秩序的鲜明标志。《逸礼·王度记》记载：“天子驾六，诸侯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天子用六匹马驾车，诸侯四匹，大夫三匹，士两匹，普通百姓只能用一匹。这一制度贯穿周、秦、汉、唐，是古代车舆制度中最核心的等级法则。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文献记载。2002年，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发现“天子驾六”大型车马坑，坑内整齐排列六马一车的天子级车驾，以实物印证了“天子驾六”之制。除了驾马数量，车辆构件的材质和装饰同样受到礼制的严格约束。《周礼·春官·巾车》载天子之车有“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五等，各级车辆饰件材质由贵至贱递减。《后汉书·舆服志》对各级车马饰件规定更趋细密，从车盖颜色、车舆纹饰到马具材质均有明确条文。这种“物有其制，人循其分”的舆服制度，本身就是廉洁文化的制度根基。它以器物配置为外在约束，以等级规矩为内在逻辑，塑造了古人“非礼勿用、非分不取”的行为准则。

马家塬遗址出土马车概况（张家川县委宣传部供图）

马家塬遗址位于天水市张家川县木河乡桃园村，2006年开始抢救性发掘，持续十余年，共清理墓葬80座，出土礼仪性车辆69辆，各类文物10000余件，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0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墓葬年代集中在战国晚期，族属被认定为西戎的一支。这批战国马车镶金裹银，髹漆彩绘，工艺考究，奢华程度在考古发现中甚为罕见。

剥去金玉之表，这些车辆的每一个构件都有明确的功能指向。古人造车，首先讲求实用，装饰居其次。《考工记》载：“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马车制造涉及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等多工种协作，每一构件的位置、形制、材质均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逻辑。正是在这种高度理性化的技术体系中，“器以载道”成为可能——节制、规矩、敬畏、分寸等廉洁理念，被嵌入轭、衡、节约、辖、镳衔、当卢等构件之中，形成一套完整的廉洁文化符号系统。（文/图张家川县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