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的兴衰，仿佛一场命运的轮回，在其开端、中期和终结，外戚势力都以惊人的方式左右着国家政权的走向。前两次的吕氏专权与霍光专权，虽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动荡，但国家还能相对平稳地过渡；然而到了汉平帝时代，却再无力量能够有效约束王莽，最终酿成了汉朝的覆灭。而王莽正是如此强势崛起的外戚代表人物。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成就了汉成帝时期外戚势力的崛起？

追溯这段历史，我们不得不审视其深层次的原因。钱穆先生认为，这与武帝之后中朝、外朝分治的格局有关，而吕思勉先生则认为是成帝本人的姑息和优柔寡断。这些观点无疑有其道理，但当我们深入剖析西汉中后期外戚崛起的整个过程，会发现事情远比这些更为复杂。

首先，汉昭帝和宣帝时代的外戚擅权传统，为成帝时期的外戚干政奠定了基础。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抑制期后，西汉王朝的政治风向悄然转变。汉文帝时期，虽有如薄昭这样的外戚在助力皇帝的过程中立下功劳，但最终却因僭越礼法而身败名裂。他本应受到奖赏，却反被逼至自杀，可见当时的朝廷对外戚的管控依旧十分严格。就连窦皇后兄弟，在初入长安时，周勃、灌夫等人也曾警惕他们的潜在威胁，并安排资深的长者进行指导，力求避免他们因荣华富贵而骄傲自满。

景帝时期，被废黜的薄皇后及其家族被远远地排除了权力中心。武帝时期虽然卫青、霍去病等因功封侯，但他们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功，而非家族势力。田蚡虽一度官至宰相，却未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最终也难逃被剪除殆尽的命运。尤其是在刘据事件之后，武帝对附庸王的警惕达到了顶峰，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借子幼母壮之名，杀害了太子的母亲，彰显了他对外戚力量的严密防范。

然而，到了汉昭帝和宣帝的时代，局势开始发生转变。以霍光为代表的大臣辅政传统悄然兴起，辅政大臣掌握着左右朝政的权力，甚至能够决定皇帝的废立。霍光正是凭借着武帝临终的授命，完成了从朝臣到外戚的转变。他先是让外孙女成为昭帝的皇后，又设计毒杀了宣帝的皇后，扶其女成为宣帝皇后，无形中开启了西汉王朝外戚干政的新篇章。更为重要的是，宣帝时期，对外戚的封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皇后一门、祖母一门，三门侯者竟然多达十人，在西汉历史上，这无异于一个疯狂的信号。这些被分封的外戚，一个个权倾朝野，他们的子弟王接、王商、许舜、许延寿，甚至许嘉，都曾掌握着国家最重要的权力。汉昭帝、汉宣帝时代所确立的外戚掌控朝政的政治格局，逐渐演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执政传统，被后来的元、成、哀、平诸帝所继承。

然而，若只将目光停留在昭、宣时期的影响，便忽略了另一关键因素——母后王政君对王氏集团崛起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西汉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后，她一生经历了元、成、哀、平四代帝王，直至王莽篡汉后依然健在。在王氏势力的膨胀过程中，王政君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她积极支持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王氏男性近亲，让他们得以封侯或追封，从而构建起一个以王氏外家势力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王禁的四女八男，从王政君成为汉元帝婕妤开始，王禁就被封为阳平侯，其子王凤也继承了侯爵。成帝即位后，王政君的影响力进一步凸显，王氏子弟纷纷被封赏，每一项举动都饱含着王政君的意图。太后甚哀之，体现了她对家族成员的深厚情感，而王政君与她的兄弟们之间的亲情，使得王氏的势力日益壮大。王莽之所以能最终得到追封，也正是因为王政君的怜悯。

更为严重的是，当王氏势力遭遇危机时，王政君总是能挺身而出，化解一切风险。王凤专权时，京兆尹王章上书弹劾，却因被王凤的堂弟王音私下报告，而遭到迫害致死。王政君以绝食的方式施压，最终保全了王凤，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王氏势力的强大和王政君的保护伞作用。

王政君的支持，使得王氏子弟不仅生活奢靡，更肆意僭越礼法，使朝纲变得更加混乱，莫不体现于华丽的府邸、私建陂塘以及模仿皇宫的建筑。面对这些越轨行为，成帝虽然不满，却也无力制止。 当然，也不能忽视成帝本人的问题。吕思勉先生认为，成帝的姑息与外戚势力崛起息息相关，但姑息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成帝的政治无能。他本身对国家大事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不得不倚重国舅王凤。他甚至对臣子的质疑置若罔闻，对王凤的专权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限制。 成帝的贪于酒色，也为王氏势力的崛起提供了便利。纵然有学者认为《汉书》对成帝的记载存在偏颇，但成帝沉迷于享乐、荒废朝政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他为了博取美色的喜悦，甚至不惜牺牲皇室子嗣，最终在一场荒唐中英年早逝。 总而言之，成帝时期外戚势力坐大的原因，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昭、宣时期形成的惯性，也有王政君对家族势力的庇护，更有成帝自身的政治无能和沉溺于享乐的生活。这些因素如同交织的丝线，最终将西汉王朝推向了王莽篡汉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