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在陶寺早期还没有建起城墙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出现了一大批新的陶器品种和新的葬俗,表明那批建造了陶寺(平阳)城的人不但有本地的㱿què族人,一定还有来自外地的人群。
盆形斝jiǎ就是在这个时候首次出现在陶寺。在此之前,晋文化圈内的㱿族人通常是用盆形鼎搭配釜形斝使用。张忠培就曾指出,荆村文化(庙底沟二期)是“以釜形斝和盆形鼎为特征的遗存”。
随着盆形斝的出现取代了原来的盆形鼎,以陶寺为中心的晋文化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之所以要特别重视各种各样的斝,是因为古代的陶器品种器型虽然非常多样,但能够出现在文字里的陶器却只有包括斝在内的寥寥几种,可见斝的重要性绝不是一般陶器可比的。
斝是一种礼器,表明当时已经拥有了一套礼制。
董琦在《陶寺遗存与陶寺文化》里引用高炜的观点,正确指出陶寺的斝是礼器而非生活用品:
斝,作为三代的青铜礼器之一,早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就已出现。陶寺二期大墓的随葬品,高炜先生认为是礼器,而非生活用品,十分确切。所发现的几座陶寺大墓中,均有陶斝,应当亦是作为礼器随葬的。作为礼器,陶寺二期的陶斝﹣﹣王湾三期文化的陶斝﹣﹣三代青铜斝,确实具有类似的含义。
陶寺早期的大墓M2172中,同时随葬了当地传统的釜形斝和新出现的盆形斝,意味着陶寺早期的礼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果要追溯盆形斝的历史,我们却会发现盆形斝并不是来自陶寺东方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区,而是来自陶寺西方的关中平原。
盆形斝的出现,与一支早些时候向关中平原发展的㱿族人有关。
最早的盆形斝出现在陕西武功浒西庄遗址。根据张忠培《黄河流域空单三足器的兴起》,浒西庄遗址同一个灰坑H33中既发现了㱿族特有的釜形斝,也发现了盆形斝。如下图所示:
由于陕西的这一支㱿族人只是昙花一现,所以浒西庄出现的盆形斝大概率是当地部族在接触到㱿族人带来的釜形斝后,因地制宜创造出来的新器型。
到了陶寺文化早期的时候,盆形斝从陕西输入陶寺,盆形斝+釜形斝的组合从此开始在陶寺延续下来。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
在平阳城(陶寺)的建造者中,不仅有来自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区随葬猪下颌骨的部族,也一定有来自关中平原携带盆形斝的部族。
来自东西两个方向不同文化区的人群,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山西陶寺,一起建造了平阳城?
他们有可能是奉了尧的命令来建城的吗?
那么,这是不是暗示着,在尧帝的时代,那些我们觉得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不同文化区,其实都听命于同一个王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