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亚洲观察》系列,今天继续聊聊亚洲的事儿。大明王朝曾以浩荡宝船横渡重洋,为何这一辉煌壮举戛然而止?背后究竟藏着文官集团怎样的算计与谋划?
想象数百艘船只在地平线上呈扇形散开,红色的丝帆铺满海面。船队的首领,是几艘巨大的无畏舰,每一艘都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庞大。这便是明朝的伟大舰队,也是郑和麾下那座浩瀚无垠的浮动之城。
这支宝船船队为异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财富,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强盛国力,征服海盗,册立君王。
1368年,明朝在中国崛起,结束了蒙古人近百年的统治。这一王朝的开国之君洪武皇帝,享有长期繁荣的统治,但在他去世之后,内乱席卷了整个王国。洪武之子与叛乱的叔父之间爆发战争,朱棣最终果断击败侄子,废黜了这位皇帝。
朱棣登基后取年号"永乐",寓意永恒的欢乐。永乐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雄心的君主之一。他派遣士兵南下吞并安南,同时亲率大军北上,与仍威胁其疆域的蒙古势力作战。与此同时,他也着力推动新都北京的营建。
这位皇帝希望自己的威望能远播四海,让四方诸国都受到他的经济影响,并承认中国的伟大。为实现这一宏愿,他任命了自己最为信任的心腹之一,一位人称郑和的宦官。郑和于1371年出生在云南省,那里坐落于喜马拉雅山的阴影之下。
他本名马和,是蒙古帝国一位小官员的儿子,其祖先很可能有波斯血统。他的家庭信奉伊斯兰教,他一生也都坚守这一信仰。十岁那年,马和目睹明军攻入他的家乡,从蒙古残余势力手中夺取该省。他的父亲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杀,他本人则被俘。
按照当时的惯例,马和遭受阉割,被送到朱棣身边。尽管身受创伤,这位年轻的太监仍勇敢地参加了助其主人登上皇位的战斗,从而成为新皇帝最为信任的亲信之一。皇帝赐予他新的姓氏"郑",取自他最钟爱的战马之名。
为了打造舰队,永乐皇帝倾注了大量资源。在旧都南京,兴建了一座四分之一英里宽的巨型干船坞,巨大的宝船便在其中建造。这些是九桅巨舰,长逾450英尺,宽逾200英尺,比哥伦布的船只大出五倍。
这些庞然大物堪称工程奇迹,船体设有防水隔舱,即便船身漏水,也只有一格被淹,而不会危及整艘船。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宝船",正是因为承载着无价的丝绸、瓷器、金银及其他珍宝,用以馈赠向明朝进贡的外国统治者。
仅仅三年时间,62艘宝船便建造完毕,另有190艘小型船只负责运送补给。舰队上聚集了厨师、缝帆匠、木匠、医生、书记官、外交官、翻译人员,以及职业士兵,甚至还有骑兵,其坐骑安置在专门的海上马厩中。郑和的船队,就是一座漂浮于海上的城市。
1405年夏天,第一次远航启程。在南京,船员们祭祀妈祖,即中国水手的守护神。据记载,即便身为穆斯林的郑和,也传播了这位源自佛教与道教传统之神明的信仰。随后宝船顺长江而下,抵达刘家港港口,支援舰队已在此等候。
进入十二月,冬季季风吹向西南,将舰队先推进至归仁,随后抵达苏门答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与后来的欧洲探险家不同,郑和所到之处,中国人早已熟悉。即便如此,他仍运用了多种可靠的导航手段。
磁罗盘用以确定方位,缓慢燃烧的香火用以测算距离与时间。舰队的领航员可查阅详细的海图,并能在沿特定纬度航行时观测关键恒星的高度。舰队绕过锡兰,隆重抵达卡利卡特。
这座城市位于印度西海岸,是繁荣的贸易港口,但其居民从未见过宝船船队这般壮观的景象。数百艘船只、共计两万七千余名船员抵达他们的家园,这一数字超过了当时伦敦人口的一半。所幸,郑和是带着善意而来。
丝绸、瓷器等珍贵物品,被赠予当地的马拉雅拉姆精英,中国人则获得宝石、珊瑚与胡椒作为回礼。对于船上的水手而言,这是一次全然陌生的体验,印度南部的食物与文化对他们来说都是新奇的。
在卡利卡特进行了约半年的仪式化物物交换与贸易后,舰队遇上西风季风,开始返航,满载着外国的奢侈品,以及来自卡利卡特、奎隆、苏门答腊、马六甲等地的使节。
归途中,郑和得知马六甲海峡有一支海盗船队,为首者是臭名昭著的中国海盗头目陈祖义,显然对宝船舰队怀有不轨企图。关于这场冲突的史料所存不多,但据记载,郑和将海盗诱入埋伏,随后爆发激战。
纪律严明的明朝士兵向海盗船投掷炸药与燃烧弹,击沉十艘,俘获七艘。经过数月追捕,陈祖义最终被擒。1407年,郑和凯旋归国。外国珍宝进献给永乐皇帝,各国外交官被引至朝廷觐见,陈祖义则在南京被公开斩首。
宝船舰队下一次值得铭记的功绩,发生在他们的第三次远航期间,即从1409年至1411年。与前两次航行相同,舰队沿东南亚海岸航行,穿越马六甲海峡,与沿途各王国进行贸易。这一次,他们遇到了拜里米苏拉王子,他刚刚建立了一座新兴的贸易城市。
拜里米苏拉将自己的领土献给郑和,郑和欣然代表皇帝将其纳入明朝的宗主权之下。通过向中国人俯首称臣,这位马六甲王子确保了自己的城市不受扩张主义邻国的骚扰,因为这些邻国不敢激怒明朝。很快,他的城市便成为海峡最繁忙的贸易港。
随着中国政治影响力的施展,宝船舰队与当地人交易肉豆蔻、丁香、胡椒和生姜,随后启程离去。在锡兰,郑和遇到了麻烦。当地佛教徒僧伽罗人正与印度教泰米尔人及内部势力交战。
该地区的政权是科泰王国,由篡位者亚烈苦奈儿国王统治。僧伽罗人怀疑外国舰队意图窃取其圣物佛牙。亚烈苦奈儿拒绝向郑和进贡,并将中国人逐出其海岸,迫使他们转往卡利卡特。在归途中,郑和携复仇之意重返锡兰,随后爆发了一场小规模战争。
关于这场冲突的性质,各方记载差异甚大,但普遍认为,郑和本人与两千名士兵被科泰国王诱入内陆,僧伽罗军队于沿途伐木,切断他们与海岸的联系。亚烈苦奈儿集结主力士兵,对宝船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掠夺其中财富。
但这位思维敏捷的宦官率领两千人猛攻防守空虚的僧伽罗都城。僧伽罗人被迫回师围攻自己的都城,但明军坚守阵地。在这场战斗中,郑和成功俘虏了亚烈苦奈儿,并撤回自己的船上。他们安全离岛,人质国王被押往南京。
永乐皇帝最终释放了亚烈苦奈儿,将其送归故土,但根据僧伽罗使者的建议,先册立巴拉克拉玛巴胡六世为锡兰新王。这位新统治者定期向明朝进贡,使锡兰重归中国影响之下。第四次远航始于1413年,视野更为开阔。
这一次舰队将驶过卡利卡特,进入波斯湾。中国人很快抵达霍尔木兹港,受到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在那里,水手们沉浸于波斯与阿拉伯世界的丰厚财富之中,用所携财货换取宝石、珍珠、华美的波斯地毯与精良的阿拉伯战马。
也正是在此,郑和第一次接触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霍尔木兹是繁荣的贸易港口,吸引着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商人。这位宦官会见了来自摩加迪沙与马林迪的商人,以及他们从故乡带来的狮子与豹子。
这些商人将动物售予中国人,经进一步游说,更同意登上宝船,出使南京,向永乐皇帝致敬。与此同时,郑和麾下的另一位统领杨敏率领主力舰队前往孟加拉,当地统治者赠送给他一只非洲长颈鹿。返程经马六甲时,郑和卷入了苏门答腊王位的王朝之争。
一位名叫苏干剌的篡位者废黜了国王阿比丁。郑和站在阿比丁一方,这激怒了苏干剌,促使他率兵袭击舰队,据称多达一万人。明军击败了这支军队,将阿比丁重新扶上王位,使其成为朝贡之国。杨敏先行返回南京,郑和随后率舰队跟进。
外国珍宝与活物受到明朝廷的隆重接待,但尤其是那只长颈鹿,在中国民间引发了广泛的轰动。许多人相信这种温顺的长颈生物便是麒麟,一种神话中的祥兽,其出现意味着一位伟大圣主的降临。
它出现在中国宫廷,标志着永乐的统治受到上天眷顾,也成为皇帝无上威望的象征。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决心比以往走得更远。他驶过霍尔木兹,停靠于今日也门的亚丁港。
在那里,中国人从阿拉伯世界获取了更多物质财富,还有鸵鸟、斑马,以及更多的狮子与长颈鹿。舰队从亚丁出发,前往摩加迪沙与马林迪,将上次远航搭载而来的非洲商人送归故里。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以珊瑚碎石房屋和茂盛柑橘园著称的城镇。
关于宝船舰队访问此地的记载不多,但当地斯瓦希里人普遍对此表示欢迎,尽管有一种说法称,郑和曾下令炮击某位交战酋长城镇的城墙。无论如何,这位太监统领已经航行到了历史上东亚水手从未抵达之远。不幸的是,宝船舰队的黄金时代正逐渐走向尽头。
1424年,郑和第六次远航结束后,永乐皇帝在与蒙古人作战途中因病去世。随着他的离去,明朝资助更多远航的意愿也慢慢消散。永乐之子坚决反对舰队的存续,但他在位仅一年便去世。其子宣德继位。宣德帝选择再次启用郑和,以完成祖父的宏愿。
因此,在1431年,即上一次远航结束十年之后,这位60岁的老将被派出,展开最后一次巡航。正是在这次远航中,这位伟大的统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于1433年在卡利卡特去世,其遗体海葬于此。
随着永乐与郑和的离世,明廷解散宝船舰队的行动已无阻力。关于航行终止的原因,学界至今仍存争议。学者们指出,朝廷内部素有一派从根本上反对舰队的存在,认为其是对儒家价值观的公然冒犯,因为儒家强调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之重要性。
另一些学者则指出,人们对郑和所属宦官群体的普遍不满,舰队是其权势的象征,摧毁舰队正是削弱其影响的手段。归根结底,经济因素或许才是舰队停航的主因。永乐皇帝的其他事业已耗尽国库。北疆战事让他付出巨大代价,营建北京同样耗费巨资。
其身后,明朝认定远洋贸易在经济上已难以为继。长城的大部分正是明朝后期皇帝所修建,使用的正是本应用于维护宝船的资金。1529年,嘉靖皇帝焚毁了数百份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日志,意图将他从历史中抹去,并将中国塑造为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
尽管如此,这位太监统领在东南亚建立的联系依然延续至今。17世纪初中国工匠所制的瓷碗便是实物证据。这些瓷碗刻有阿拉伯书法,是受苏门答腊亚齐苏丹委托制作的。郑和去世近两个世纪后,他们仍然向往这些来自中国的奢华器物。
宝船舰队还在改变该地区民族构成方面发挥了间接作用。华人在整个南海地区已存在数百年,但郑和下西洋之后的岁月里,华人移民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如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华人社区,都将郑和视为极受尊崇的人物。
此外,据说郑和还在整个东南亚兴建了众多清真寺。他的舰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骤然的终结,让许多人不禁疑问:在欧洲王国走向海洋之前,中国是否错失了建立殖民帝国的机会。然而,宝船留下的现有遗产已足够令人赞叹,无需再去揣测那些未曾发生的可能。
永乐皇帝统治时期郑和的功绩,将永远令人铭记那个中国称霸海洋的时代。回望这段辉煌,1405年至1433年间七下西洋的壮举,早于西方近百年,却因文官集团的疯狂抵制戛然而止。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动了漕运体系与盐铁专卖的利益,于是他们抛出"三条毒计"层层围剿:其一,搬出"重农抑商"的祖制,指责下西洋是舍本求末,并夸大财政支出,制造国库被掏空的假象。
其二,通过工部削减物料、户部冻结预算,同时调换后勤人员,从内部瓦解郑和团队;其三也是最狠的一招,1477年成化皇帝欲重启远航时,档案竟已神秘消失,时任兵部郎中的刘大夏,早已将航海地图、宝船图纸、航海日记等档案私自藏匿甚至销毁。
近百年后,当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辟印度航线,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西方大航海时代拉开帷幕,而东方的大明却依然困守近海,造船技术不进反退,排水量不及郑和宝船的三分之一。
文官集团的短视,不仅葬送了大明的海洋之梦,更让华夏错失了本可称霸海洋的历史机遇,这段被刻意抹去的记忆,至今仍令后人扼腕叹息,警醒着世人开放与远见的可贵。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