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高滔滔：废了王安石新法，捧红司马光和苏轼，却被骂了一千年
我是高滔滔：废了王安石新法，捧红司马光和苏轼，却被骂了一千年
元丰八年三月，我儿子神宗走了。
那年我五十四岁，孙子哲宗才十岁。满朝文武看着我，眼神里写着四个字：主少国疑。
我坐在帘子后面，听着外面山呼万岁，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憋了十八年的气，今天该出了。
一、我不是天生的"女中尧舜"，我是"十三团练"的老婆
很多人叫我"女中尧舜"，说我临朝九年、朝廷清明。可他们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得意的身份，不是皇后，不是太后，而是—— "十三团练"的老婆。
我叫高滔滔，亳州蒙城人。我曾祖高琼是跟着宋太宗打天下的名将，我妈是曹彬的孙女，我姨妈是宋仁宗的曹皇后。说白了，我家就是大宋开国勋贵圈的"顶配"。
我四岁进宫，跟着姨妈曹皇后长大。
十三岁那年，姨妈把我许配给了赵宗实——后来的宋英宗。那时候他还不是皇帝，只是个团练使，排行十三，宫里人都叫他"十三团练"。
我嫁给他的时候，他不是皇帝，我也不是皇后。我们就是一对普通小夫妻，他眼里只有我，我眼里也只有他。
后来他当了皇帝，有人劝我："皇后娘娘，官家身边该添几个伺候的人了。"连我姨妈曹皇后都派人来劝。
我当时就怼回去了： "回去告诉娘娘，我嫁的是十三团练，又不是嫁他官家！"
这句话传出去，全天下都知道了——宋英宗是个"妻管严"，高皇后是个"妒妇"。
英宗一辈子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全是我生的。史书上说他"左右无一侍御者"，翻译成人话就是： 他身边连个小老婆都没有。
你们说我善妒也好，说我霸道也罢。我只是觉得，既然他当团练使的时候只爱我一个，凭什么当了皇帝就可以三宫六院？ 权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但不该改变一个人的承诺。
这就是我前半生的底色： 强势、较真、认死理。我认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这种性格放在后宫，叫"妒妇"；放在朝堂上，就叫—— 说一不二。
二、我为什么恨新法？不是跟王安石过不去，是跟这个时代过不去
我儿子神宗是个有抱负的皇帝。他一上位就喊着要"富国强兵"，然后把王安石从江宁拉到了开封，开始搞变法。
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天下大乱。
我承认，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新法。但这不是因为我跟王安石有什么私仇—— 说实话，我这辈子压根没跟王安石见过面。
我恨新法，有三层原因：
第一层，我是勋贵出身，新法动了我们的蛋糕。
青苗法是什么？就是官府放贷收利息。以前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是向我们这些大户借钱。现在官府插一杠子，利息比我们低，我们还怎么赚钱？
免役法更狠。以前我们这些官户、地主是不用服劳役的。现在好了，人人都要交"免役钱"，连我们家都不能例外。
你说我屁股决定脑袋也好，说我阶级局限也罢。 我生在勋贵之家，长在勋贵之家，我的立场天然就在勋贵这一边。王安石要动我们的利益，我当然不答应。
第二层，我亲眼见过庆历新政怎么死的，我怕了。
我姨妈曹皇后经历过庆历新政。范仲淹、欧阳修那帮人，喊得比王安石还响，结果呢？一年多就黄了，范仲淹被贬，欧阳修被逐，朝政乱了好几年。
我从小听姨妈讲这些故事，心里早就种下了一个念头： 激进改革就是玩火。祖宗法度传了上百年，总有它的道理。你王安石一个人，凭什么觉得自己比列祖列宗都聪明？
第三层，也是最深的一层——新法让我儿子变了。
神宗刚即位的时候，是个孝顺儿子，什么事都跟我商量。自从用了王安石，他变了。我劝他"民间甚苦，新法不便"，他跟我辩；我姨妈曹太皇太后劝他，他也不听。
有一次，我和姨妈一起跟他说新法的坏处，他居然说："新法是利民的，不是害民的。"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我儿子已经不是我儿子了，他是王安石的学生，是新法的信徒。
王安石用一套"富国强兵"的话术，把我儿子洗脑了。他不再听母亲的话，不再听祖母的话，只听王安石的话。
你们说，我能不恨新法吗？ 我恨的不是法，是那个把我儿子从我身边抢走的人。
但我忍了。整整十八年，我在后宫冷眼旁观，一言不发。因为我知道，只要神宗还在，新法就动不了。
直到元丰八年，神宗走了。
三、司马光：我手里最锋利的刀，也是最危险的刀
神宗刚咽气，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洛阳，请司马光回来。
司马光在洛阳待了十五年。当年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跟神宗辩了无数次，辩不过，干脆一走了之，躲在洛阳写《资治通鉴》。
十五年啊，一个人能有几个十五年？他把人生最好的十五年，都花在了一本书上。你说他心里没有怨气？鬼才信。
我派人去请他，他二话不说就来了。进京那天，开封城万人空巷，老百姓夹道欢迎，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你看看，这就是人心。王安石搞了十八年变法，搞到最后，老百姓盼着一个反对变法的人来救他们。
我拜司马光为宰相，给了他无限权力。他也没让我失望，一上来就三板斧：
第一板斧：废新法。
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十八年的变法成果，不到一年全部废除。司马光甚至要求五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有人说太急了，他说："不办则死不瞑目。"
第二板斧：罢新党。
蔡确、章惇、韩缜……这些支持新法的人，一个不留，全部贬出朝廷。
第三板斧：起旧党。
吕公著、范纯仁、文彦博……这些反对新法的老臣，全部召回，委以重任。
有人问我："太后，这么做是不是太急了？"
我问他："你知道司马光用什么理由废新法吗？"
他说："以母改子。"
对， "以母改子"。这四个字，是司马光给我量身定做的理论武器。
按儒家规矩，"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神宗刚死，哲宗就改他的政策，这叫不孝。但如果是我——神宗的母亲——来改呢？那就不一样了。母亲改儿子的政策，天经地义，谁也说不出什么。
司马光说："太后以母废子，何虑之有！"
你看，这就是读书人的厉害。 他把一场政治清算，包装成了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纠正。满朝文武，没人敢公开反对。
我用司马光，是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他有声望、有经验、有理论、有怨气。他跟王安石斗了一辈子，比谁都想推翻新法。
但我也防着他。司马光这个人，太刚、太急、太认死理。他废新法废到什么程度？连苏轼都看不下去了，说免役法其实有可取之处，不该一刀切。司马光不听，非要全废。
我心里清楚， 司马光不是在治国，他是在复仇。他把十五年的怨气，全部发泄在了新法上。
但我需要他的复仇。因为只有他的复仇，才能彻底清除新法的影响，才能建立属于我的政治秩序。
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死了。他当宰相不到一年，但该干的事都干完了。
他死后，我哭了一场。不是哭他这个人，是哭我手里最锋利的刀，断了。
四、苏轼：我最欣赏的文人，也是最让我头疼的"刺头"
如果说司马光是我的刀，那苏轼就是我的—— 白月光。
神宗刚死，我下的第一道懿旨，不是废新法，不是召司马光，而是—— 把苏轼从黄州召回来。
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在黄州种了五年地。一个大文豪，变成了一个农夫，天天"东坡东坡"地叫自己。
我为什么这么急着召他回来？因为我欣赏他。不，应该说， 整个大宋，没有几个人不欣赏他。
苏轼回来以后，升官速度堪比坐火箭：
登州知州，干了五天；
礼部郎中，干了几个月；
中书舍人；
翰林学士、知制诰；
侍读学士——成了哲宗的老师。
从一个贬谪的罪臣，到皇帝的老师，只用了一年多。连苏轼自己都写诗说："忽从谪籍攘禁林，饥寒未解已殊恩。"
有一天晚上，苏轼在宫中值宿，我召他到便殿问话。
我问他："卿前年为何官？"
他说："常州团练副使。"
我又问："今为何官？"
他说："待罪翰林学士。"
我再问："为何骤升此缺？"
他说："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
我摇摇头，说了一句让他当场崩溃的话： "此乃神宗皇帝之意。"
苏轼听完，当场就哭了，掩面长泣，痛哭失声。
他为什么哭？因为他一直以为神宗恨他。乌台诗案，差点把他杀了，最后贬到黄州，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完了。可他不知道，神宗其实一直欣赏他，临终前还惦记着要重用他。
我告诉他真相，是想让他知道： 你的才华，连你的敌人都认可。
那天聊完，我派人用御前金莲烛送他回翰林院。这是大宋开国以来，极少有人得到的殊荣。
但苏轼这个人，真的是个"刺头"。
我废新法，他跳出来说："免役法有可取之处，不该全废。"
我清洗新党，他跳出来说："蔡确虽然有罪，但不该往死里整。"
旧党内部斗得不可开交，他谁都不站队，今天怼洛党，明天怼朔党。
你说他是不是傻？我把他从黄州捞回来，给他高官厚禄，他不帮我说话也就算了，还处处跟我唱反调。
台谏官弹劾他的奏章，堆了满满一桌子。我全给压下了，一份都没批。
有人问我："太后，苏轼这么不识抬举，为什么还护着他？"
我笑了笑，没说话。
因为我知道， 苏轼是这个朝堂上唯一一个不结党、不营私、不站队的人。他反对新法，不是因为他是旧党；他为新党说话，也不是因为他同情新党。他只是觉得，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
这种人，在党争的泥潭里，就是一股清流。我可以不用他的建议，但我不能让这股清流断了。
元祐四年，苏轼自己请求外放，去杭州当知州。我批准了。不是我不想留他，是我知道， 这朝堂太脏，不适合他。
他走的时候，我又赐了他很多东西。我心里清楚，这辈子，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五、王安石：我从没见过他，但我们斗了一辈子
说了司马光，说了苏轼，该说说王安石了。
很多人以为，我跟王安石有什么深仇大恨。其实没有。 我这辈子，跟王安石连面都没见过。
他在朝堂上搞变法的时候，我在后宫里带孙子。他被神宗罢相的时候，我在后宫里看戏。他死在江宁的时候，我在后宫里——嗯，大概是在喝茶。
我们之间，没有私人恩怨，只有路线之争。
但有意思的是，王安石好像知道我不喜欢他。他曾经跟神宗说，后宫里那些反对新法的声音，都是向皇后家和曹太皇太后家的人撺掇的。他点了向氏、曹氏的名， 唯独没点我高氏的名。
为什么？因为我没让我娘家人掺和。我弟弟高士林，英宗想给他升官，我都谢绝了。我说："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经是恩典了，怎么还能再升？"
王安石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虽然反对新法，但我没有以权谋私，没有纵容娘家人捞好处。所以他不点我的名。
但他不点我的名，不代表我不恨他。
我恨他，不是因为他变法，而是因为他 变法的方式。
王安石这个人，太独断、太激进、太听不进不同意见。他搞变法，谁反对就贬谁。苏轼反对，贬；司马光反对，贬；欧阳修反对，贬；连他自己的好朋友曾巩，因为说了几句不同意见，也被他疏远了。
到最后，他身边只剩下一群投机分子。吕惠卿、章惇、蔡确……这些人，有几个是真心为了国家？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官位和权力。
新法本来是好法，可执行到下面，全变了味。青苗法变成了官府强制放贷，免役法变成了变相加税，保甲法变成了扰民的工具。
王安石自己在江宁隐居的时候，大概也知道这些事。但他已经回不了头了。
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死了。比司马光早死了五个月。
消息传到开封，司马光正在病中。他听说王安石死了，说了一句："介甫无他，但执拗耳。"
翻译成人话就是： 王安石这个人没别的毛病，就是太犟了。
我听到王安石的死讯，什么都没说。
我心里想的是： 老王啊老王，你搞了一辈子变法，最后全被我废了。你泉下有知，会不会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
但转念一想，我又觉得有点悲凉。
我们这代人，不管是支持变法的，还是反对变法的，说到底，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王安石想富国强兵，我想恢复祖宗法度，司马光想安定百姓。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只是路不同。
可这条路，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党争。新党上台，旧党被贬；旧党上台，新党被清洗。来来回回，折腾了几十年，把大宋的元气都折腾没了。
王安石死了，司马光死了，我也快了。可这党争，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六、我的心理演变线：从"妒妇"到"女中尧舜"，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很多人研究我，说我前半生是"妒妇"，后半生是"女中尧舜"，反差太大，不可理解。
其实没什么不可理解的。 我的心理演变，就是一条从"控制欲"到"安全感缺失"再到"代偿性权力"的曲线。
第一阶段：少女期——控制欲的萌芽。
我出身将门，从小在宫里长大，见惯了权力斗争。我姨妈曹皇后是个稳重大度的人，但我不喜欢她那种"大度"。我觉得，属于我的东西，就该牢牢抓在手里。
所以我不让英宗纳妾，不是因为我小气，是因为我 不能容忍分享。我的丈夫，只能是我的。这种控制欲，是我性格的底色。
第二阶段：皇后期——控制欲的满足与受挫。
英宗在位四年，大部分时间在生病。我照顾他，帮他处理一些宫廷事务，我的控制欲得到了满足。但同时，我也意识到， 我能控制的，只有后宫。朝堂上的事，我说了不算。
英宗死后，神宗即位。我成了皇太后，地位更高了，但权力更小了。神宗是个有主见的皇帝，他不需要我指手画脚。
第三阶段：皇太后期——安全感缺失与隐忍。
这十八年，是我最压抑的十八年。
儿子不听我的话，一心搞变法；
姨妈曹太皇太后死了，我在宫里少了一个靠山；
新党得势，旧党被贬，我看着干着急；
我甚至开始担心，神宗会不会因为我反对变法，而对我不孝。
这种 安全感缺失，让我变得越来越沉默。我不再公开反对新法，只是在私下里跟神宗念叨几句。我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等待。
但隐忍不代表忘记。 十八年的怨气，在我心里越积越多，就像一座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第四阶段：太皇太后期——代偿性权力的爆发。
神宗一死，我终于掌权了。十八年的隐忍，换来了九年的临朝听政。
我废新法、起旧党、清洗新党，手段之果决、行动之迅速，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为什么？因为这是 代偿性权力。我压抑了十八年，一旦掌权，就要把失去的全部补回来。我要证明，我是对的，神宗是错的，王安石是错的。
这种心态，跟我当年不让英宗纳妾，其实是一样的。 我不能容忍我不认同的东西存在。以前是别的女人，现在是新法。
所以你看，从"妒妇"到"女中尧舜"，我的性格从来没变过。变的只是舞台——从后宫到了朝堂。
七、我的遗产，以及身后的反噬
元祐八年九月，我死了。享年六十二岁。
我临朝九年，《宋史》说我"朝廷清明，华夏绥定"，称我为"女中尧舜"。
但我知道，我的遗产，远没有史书上说的那么光鲜。
我废了新法，可新法真的全错了吗？免役法、青苗法，其实都有可取之处。司马光一刀切全废，苏轼反对，我也知道苏轼说得对，但我还是支持司马光。
为什么？因为 政治不是讲道理，是讲站队。我要的不是最好的政策，是最符合我立场的政策。
我清洗了新党，可新党真的全是坏人吗？章惇虽然激进，但他有能力；蔡确虽然投机，但他有手段。我把他们全贬了，朝堂上只剩下一群只会空谈的旧党。
旧党上台后，自己先打起来了。洛党、蜀党、朔党，三派互相攻击，斗得不可开交。我在的时候还能压着，我一死，彻底失控了。
更要命的是，我孙子哲宗。
我临朝九年，一直没归政。哲宗从十岁长到十九岁，始终是个摆设。他心里恨我，恨旧党，恨元祐年间的一切。
我死了以后，哲宗亲政，改元绍圣。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全面恢复新法，起用新党，追贬司马光，清洗旧党。
司马光的墓碑被砸了，苏轼被贬到了海南，吕公著的儿子被罢官……我九年建立的一切，不到一年就被推翻了。
然后是新党报复旧党，旧党再报复新党。来来回回，折腾了几十年。
到最后，金兵南下，靖康之耻，北宋亡了。
很多人说，北宋之亡，亡于党争；党争之始，始于元祐更化。换句话说， 始于我。
我承认，我有责任。我废新法废得太急，清洗新党清洗得太狠，没有给新党留余地，也没有给新法留余地。我把一场政策之争，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清算。
但我不后悔。
因为在那个位置上，换了谁，都会这么做。我忍了十八年，好不容易掌权，我不可能跟新党妥协，不可能跟新法共存。 我要的是彻底的翻盘，不是温和的改良。
这就是我，高滔滔。一个将门虎女，一个"十三团练"的老婆，一个隐忍了十八年的皇太后，一个说一不二的太皇太后。
你们可以叫我"女中尧舜"，也可以骂我"亡国祸水"。但我告诉你们——
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废了王安石的新法。
因为那是我憋了十八年的气，我必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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