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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历史远未终结

冲突持续上演

苏联解体后，西方社会一片欢呼，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因此提出著名的“历史的终结”命题。

他论证说：“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他的意思是，尽管这世界的局部仍会有各种冲突，但全球性的冲突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未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奋的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

听起来，一个和平安宁且高度富裕的世界已经来临。但在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看来，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制的全面胜利，只是西方世界的一种错觉。

20世纪的每一场重大冲突结束时都曾流行过类似的错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战争的战争”，是创造一个能保障民主国家安全的世界的战争。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单边行动体系、排他性的联盟、均势和所有其他已尝试了许多世纪但总是遭到失败的权术”。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有“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组织”和“永久的和平结构的开端”。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改变了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走向民主制的趋势。第二次大战产生了以美苏两极为代表的全球冷战。冷战结束后的和谐错觉很快被下述模式所驱散：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法律和秩序陷于崩溃，出现了国家联盟和冲突的新模式，新共产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开始死灰复燃，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加强，中国和印度的强势崛起，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西方世界的普遍衰退等。这些都说明，所谓历史的终结，距离实现还早得很，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是不可避免的。

文明的冲突

正取代超级大国间的竞争

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纵深发展，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呈现出多元文明共存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

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仍致力于维护各自国家利益，但如今国家利益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和政治，文化越来越成为更根本的利益诉求。

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他们的文化价值，而在非西方社会的各个局部，也都越来越重视自身的文化价值。

如今，最普遍、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已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者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只发生在文明之内，而当不同文明的其他国家和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它们的“亲缘国家”时，原本的冲突就会加剧升级。索马里部族的流血冲突没有造成更广泛的冲突威胁。卢旺达部族的流血冲突波及了乌干达、扎伊尔、布隆迪，但是没有广泛地蔓延。波黑、高加索、中亚，或克什米尔境内的文明之间的流血冲突，可能演化为更大的战争。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它们这样做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权力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

瓦茨拉夫·哈维尔注意到，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

正在形成核心文明

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主要国家大多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升级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也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有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

亨利·基辛格注意到：“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

通过大量研究，亨廷顿进一步总结了当代世界主要的七种文明。这七种文明，有的是老牌文明，有的是文明新贵，有的则充满潜力。它们包括：

中华文明，以儒教为核心却又不限于此。影响范围主要在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还有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

日本文明，有些学者认为日本和中国同属于远东文明，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它虽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其影响远超出国界。

印度文明，一直是南亚次大陆文化的中心，核心国家是印度，深刻影响了周边地区和国家，充满活力。

伊斯兰文明，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然后迅速传播，跨越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并向东伸展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许多独特的文化或次文明都存在于伊斯兰文明之中，包括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马来文化。

东正教文明，以俄罗斯为中心，源自拜占庭文明，不同于西方的宗教。

西方文明，主要受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响，一般认为由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三大部分组成。拉丁美洲文明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同时又深受西方文明影响，可以被看做西方文明的次文明，或者看做与西方文明有紧密联系的文明。

非洲文明。目前非洲文明并不是很明朗，其部落认同依然普遍而强烈，但非洲人的非洲认同感也在日益增长，未来，由于南非可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核心国家，这个地区可能会黏合成一个独特的文明。

这七种文明都具有典型的地域特点，也有学者主张按照宗教来界定主要文明，因为“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在韦伯提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佛教的情况则较为复杂。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本土化了，缺乏核心国家的强力支持，因此它虽是一个主要宗教，却不是一个主要文明。

文明的冲突与出路

每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当作人类历史的主角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似乎更是如此。这种自我中心，往往是加剧文明冲突的根源。当前，西方文明实力最强大，影响范围最广，一些西方组织和政府便将自身文明当作普世文明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兜售，由此引发的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对抗，也最为激烈。

文明间的冲突还以很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如各种地区冲突，宗教冲突，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的冲突等。所有这些冲突都表明，文明的冲突已逐渐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

避免或减少文明冲突，如何重建新的文明秩序？亨廷顿认为，首要的是，需要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精英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当冲突发生时，应遵循“共同调解原则”，通过对话协商，努力寻找最大公约数，将分歧与冲突控制在非暴力范围；同时也需要遵循“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最后，文明世界最为明智的做法，或许正如莱斯特·皮尔逊所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我们“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

参考内容：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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