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的政坛上，宋氏家族横空出世并迅速崛起，成为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创始人是海南文昌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名叫韩教准，也就是后来的宋耀如。不过，光是一个男人是撑不起一个豪门的，他还需要一个贤内助，而这个人，便是他的妻子倪桂珍。

一、

倪桂珍，1869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她的父亲倪蕴山是上海伦敦会天安堂牧师，母亲徐氏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

倪蕴山夫妇生了十个孩子，但半数夭折，顺利长大成人的只有二男三女。由于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倪桂珍从小便成为了基督徒，四五岁时进私塾，九岁入学校，十五岁升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上海西门稗文女学。她擅长教学，十八岁毕业后则选择留在了学校任教员。

和旧式女子不同，倪桂珍幼时并没有裹上小脚。那时，对其极度厌恶的她，总会想方设法逃避裹脚，最后父母也只得放弃为她打造“三寸金莲”的努力。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倪桂珍也因一双天足，成了男人们讨厌的女人。

但就是在此时，宋耀如从美国来到了上海。

宋耀如个子不高，相貌平平。他英语很好，但中文却差得一塌糊涂，常被人看作是“假洋鬼子”。此次来到上海，宋耀如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做传教士，其二便是为了见倪桂珍。其实早在美国时，别人就为宋耀如介绍了倪桂珍，让他回国见见她，发展发展关系。这一次，宋耀如便是应约而来。

两人相见，十分投缘。宋耀如喜欢天足，倪桂珍对西方文化也不陌生，真是天赐良缘。于是，1887年夏，十八岁的倪桂珍与二十六岁的宋耀如在教堂举行了婚礼。自此，名扬中外的“宋氏家族”也开始起锚。

关于倪家，现在有许多记载都想当然地把它描述成家底厚实的世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徐光启从一个穷书生起家，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太子太保，可谓位极人臣。徐家世代居住于上海徐家汇，也确实被人们看作“沪西望族”。但我们要知道，到了倪桂珍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七代了。几乎没有一个“望族”可以把财富持续这么久。

彼时，虽说徐家的文化传统和规矩还在，但经济上其实早就衰败了。同时，作为传教士，宋耀如当时的月薪仅有15美元，还不够养家糊口的。

据倪桂珍的侄女倪爱珍回忆，宋耀如婚后住在虹口区朱家木桥一带，是处面积不大的平房，家里很穷。倪桂珍的母亲买不起围巾，早晨买菜时脖子上就围一条旧的洗脸毛巾。

可尽管生活多少拮据，倪桂珍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却是非常称职的。她心肠好，出门总是向穷人施舍财物。她个性也很强，在许多事情上，她都希望宋耀如可以听听她的意见。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倪桂珍的话，那就是一个严格的、品德好的、自奉勤俭而又不屈不挠的模范妻子。

二、

1892年，宋耀如辞去了牧师职务，转而从事工商业。这一次，宋耀如在经营上十分成功，家庭的经济情况也因此改善不少。

1894年，宋耀如结识孙中山，二人开始为“光明的中国”而奋斗。

彼时，孙中山不管什么时候来上海，都会住在宋耀如的家中，孩子们也都把他视为家人。倪桂珍并不知道孙中山在做什么，仅仅把他看作是丈夫的一个很亲密的朋友。直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悬赏通缉孙中山，倪桂珍才知晓了他的身世。但她最后依然选择支持宋耀如的选择，并且自己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革命之中。

另外，宋耀如夫妇在经济方面也一直帮助着孙中山，而且绝不图回报。作为一个通情达理的贤妻，倪桂珍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她主持家政，量入为出，也常以余资接济穷人，周恤贫苦，捐助学校、教堂。这些善举都为她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倪桂珍与宋耀如在1887年结婚后，十四年中曾生下了七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但不幸夭折。此后，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相继出生，其中三个男孩，三个女孩。

作为母亲，倪桂珍在生活方面对子女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不过，与一般家庭“严父慈母”不同，倪桂珍是家里的“一把手”。在宋家，父亲亲切、热诚，母亲却不苟言笑。对此，宋美龄曾回忆道：

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

倪桂珍教育子女的标准，是让他们有文化、靠自己，做有用、有德的人。所以，他们夫妻二人尽力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那时，宋耀如和倪桂珍都有着男女平等的观念，认为儿女都应成为有作为的公民，为国家作出贡献。于是，他们后来都把子女送到了国外去念书。而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空前的。

后来，在宋耀如和倪桂珍的精心培养下，宋家的六个子女都成为了十分出色的人才：

宋霭龄曾是孙中山的第一任英文秘书，后嫁给孔祥熙。

宋庆龄曾嫁给孙中山，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子文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

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

宋子良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

宋子安曾任广东银行董事会主席、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

在宋家的六个子女和三女女婿中，出现了两位总统、一位国家名誉主席、两位总理。一家六个子女中有四个成为一度影响国家政坛的著名人物，这在世界历史上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三、

1918年，宋耀如因病住进了医院，医生们说他痊愈的几率很小，需要长期住院。可倪桂珍却不同意宋耀如住院，她不顾宋子文、宋美龄和医生的反对，坚持要接丈夫出院。因为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救自己的丈夫。

出院后，宋耀如的病情日益严重，甚至到了开始吐血的程度。最后在1918年的5月3日，宋耀如在上海去世了。

而宋耀如的去世，使倪桂珍很受刺激，她离开了原来的住所，搬到了位于西摩路的一所房子里。她开始放弃自己的爱好，忙碌于教会工作。后来，她虽然看上去比以前丰腴了，但健康状况却时好时坏。

1930年冬，医生建议倪桂珍离开上海换个地方治疗。于是，宋子安将其安排到了日本，在那里接受更好的治疗。但因为倪桂珍的念旧，她最后还是回到了上海。

1931年7月23日早晨，倪桂珍突然开始大量吐血，医生诊断为肠癌破裂，无可挽救。下午十四点四十分，倪桂珍在青岛别墅去世。

不过，关于倪桂珍的死因，还有一种说法，是她是因为“突然传来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的消息”后，悲伤过度而死的。

当时，因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和蒋介石矛盾加剧，委托号称“暗杀大王”的王亚樵暗杀蒋介石，没想到暗杀行动失败，蒋介石之后加强了警戒。于是，王亚樵便把蒋介石的干将、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列为暗杀对象。

7月23日，宋子文乘夜车从南京去往上海，早上七点左右抵达上海北站。当他即将出站时，早已埋伏好的暗杀小组同时从两侧开枪。枪声下，宋子文一行人中有一人倒地身亡，但中枪之人并不是宋子文，而是他的秘书唐腴胪。

那倪桂珍的去世是否与此事有关呢？按照常理，即使得到消息，身边人也不会将宋子文遇刺的消息立即告诉病重的倪桂珍。更何况宋子文本人并未因此受到伤害。宋家成员也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记述。当然，在一个家庭里，几个小时内发生这样两件大事，也确实非常离奇。

听到倪桂珍逝世的消息后，宋子文、宋子安赶赴青岛，于29日护送母亲遗体回到上海。旅居柏林的宋庆龄，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后泣不成声，当即动身回到了中国。

1931年8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令褒扬倪桂珍，题颁“教忠报国”匾悬挂于灵堂外。

8月18日，倪桂珍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参加葬礼的亲属有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孔祥熙、蒋介石以及于凤至。

当晚九点三十分，倪桂珍的灵柩与宋耀如合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