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在被抓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取代毛人凤，成为保密局局长。

沈醉帮助毛人凤挤走了郑介民，满心欢喜地以为毛人凤会将其视为心腹，结果却当头被泼下一盆冷水，而沈醉连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得知自己被发配云南，沈醉剩下的只有哆嗦了——他在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写道：“毛人凤送我到门口，并显得异常关切地拍拍我的后背，说：‘不着急，你想好了再说！’以往他的这一动作，会使我受宠若惊，而这一天，他的手刚一触到我的背上，我的心就一抖。我觉得他的手就像一把从背后捅来的刀子，直刺到了我的心里。”

沈醉中学没毕业就在姐夫余乐醒的介绍下，加入了军统的前身特务处，没上过黄埔军校，是他难以弥补的短板。不是老蒋的门生，就不可能当最大的特务头子：军统局负责全面工作的戴笠是黄埔六期，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保密局第一任局长郑介民是黄埔二期，保密局第二任局长毛人凤是黄埔四期，虽然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含金量较低，但毕竟也是老蒋的门生兼同乡。

沈醉既非“天子门生”，也不属于“浙江系”，他的姐夫余乐醒和吴敬中（原名吴景中）、谢力公一样，都有个“叛徒”身份（都是我方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回国后叛变当了特务），尽管吴敬中跟蒋建丰是同班同学，也没有得到重用，就更别说初中就被开除的沈醉了。

沈醉在军统局和保密局，也就是处级干部——保密局是“国防部”的二级单位，跟“国防部二厅”都是搞特务工作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二厅厅长侯腾平级，名义上还是“国防部次长”郑介民的下属。

沈醉把郑介民得罪苦了，所以有郑介民在，即使毛人凤被撤职会被干掉，局长也轮不到沈醉来做，他即使不在云南起义的通电上签字，跟着毛人凤跑到岛上，少将处长也就到头了——当年岛上狼多肉少，很多少将特务和正规军中将上将都在赋闲，沈醉能保住处级饭碗就烧高香了。

沈醉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过字，而且在战犯管理所表现良好，写了大量揭发军统罪行的材料，所以在1960年第二批获得特赦。

不管是军统还是中统亦或“国防部二厅”，特务获得特赦都比较困难，这一点沈醉十分清楚：“第一批特赦人员都是高级军官，他们和解放军在战场上是明枪明炮对着干，没有直接的个人利害冲突。我过去是长期干特务工作，被我逮捕、杀害、迫害过的虽不是千千万万，但为数也是很可观的。”

沈醉自己在回忆录中承认：仅1949年在昆明，他就主持逮捕过近五百人，很多我方重要责任人都被他监视、抓捕甚至刑讯过。沈醉没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而在重庆改造期间，被几位烈士的家属抓着“生要人，死要尸”，要不是管理人员出面，他早就被受害者家属打死了。

沈醉回忆了当时那所谓“军统三剑客”的窘态：“吓得我们这三个血债满身的元凶首恶，都面色惨白，缩成一团，靠在地铺的墙上，徐远举不时用袖子轻轻揩擦由于惊恐而不知不觉从他那鹰嘴尖鼻内流出的清水。”

被吓得鼻子流清水的徐远举最后把自己气死在战犯管理所，那时候沈醉已经出去拿了十三年高工资了——徐远举是1973年把自己气得爆了血管。

沈醉当时也不敢相信自己这样的特务能比别人先特赦：“第一批在北京特赦的，没有干特务的，别处特赦的也没有干特务的，我便肯定第二批不会有我。”

第二批被特赦，沈醉喜出望外还有点不敢相信，而他的同行如文强、周养浩、陈旭东等一大批军统（保密局）少将、中将级特务，基本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

让沈醉惊喜的事情还在后面：他们第二批特赦后，跟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等人都当了文史专员：“专员们在生活上全部由政协负责，都在附近安排有住房，有公费医疗，专员们享受高干司局长级同等待遇。大家对这一安排都十分满意，杜聿明和我开玩笑说：‘我们以为自食其力是指体力，你说将来当裁缝师傅兼理发师，我也准备搞裁缝兼修理自行车和小机械，谁想到又让我们坐办公室啊！’”

司局级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换算一下，部委的司局级，仅比省部差一级，基本相当于省厅或地区主官，在军队中相当于哪一级，笔者还真有点不敢说——起码按解放前后的级别来对比，沈醉和董益三等特务，都没有“降级”，因为他们在军统（保密局），也就是个处级干部。

沈醉有住房，有公费医疗，工资也是高得惊人，沈醉算了一笔账：“当时我们每人每月100元工资（不久后涨到200），在当时物价还很低廉的情况下，可以说是能够过上比较好的日子了。100元的标准比国家十七级干部还要多一点点。我们住在崇内旅馆，一天1元钱的伙食费，就可以吃上两小荤、两素、一汤，有时偷偷去附近新侨饭店改善一下生活，也才5元一餐。”

余生也晚，不知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二百元算不算巨款，也不知道十七级干部的工资是多少，但是沈醉能拿到那么多工资，还有数量更惊人的稿费，这还真有点让人羡慕。

沈醉和文强都写了不少回忆文章，说沈醉“著作等身”也不为过，连他去香港去见前妻和子女，也可以预支稿费，沈醉真有点拿稿费拿到手软的感觉：“多时一月可得三四百元，少则一二百元。我写的稿，稿酬都比较高，1000字常常是六七元，少也有四五元……女儿兴高采烈地拿回了两张‘港澳通行证’，注明‘有效期一年’。她还说，领导上考虑到我需钱用，决定给我预付一笔为数不小的稿费，等我的《回忆录》出版后再扣回。”

沈醉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生活拮据，生活好得连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那三年里，可以在餐厅去吃外面要排长队才吃到的饭菜。我不仅工资高稿费收入多，国外亲友常有馈赠，我家早已全部电器化和有不少存款了。”

上面那张书籍照片经常被人使用，其实那是笔者从自己书架上拍的——沈醉能赚多少稿费不知道，我买他的书，可是花了不少钱。

实事求是地说，沈醉确实有许多经历可以写，他的回忆录，也是我们了解军统（保密局）罪恶的重要参考资料。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抗战有功，享受司局级待遇、拿一两百元工资，读者诸君或许没有什么意见，于是我们最后的问题就出来了：徐远举没等到特赦他的那一天，周养浩1975年特赦后要去找老蒋结果吃了闭门羹而客死他乡，如果他们有机会做或肯做文史专员，读者诸君会认为他们应该享受沈醉一样的待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