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居士林位于东南角草厂庵清修院胡同10号，是佛教居士们聚集研讨佛法、自身修行的地方。所以说这种地方本该是清静之所，可是在1935年11月13日这里却响起了三声枪响，之后便有一人在佛像前死去。

是谁有胆子敢在主张不杀生的佛面前杀人呢？死的人又是谁？因何被杀呢？观客们请往下看。

死的人生前有个绰号叫笑虎将军，是说此人是个笑面虎。可见此人如何阴险。也正因如此导致他佛前送命，此人就是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孙传芳。当年他之所以被暗杀，还得从奉浙战争说起，当年张作霖与孙传芳争雄，作为张作霖手下的张宗昌命第二军军长施从滨出兵江苏。施从滨出征后到了安徽吃了败仗，最后被孙传芳部谢鸿勋俘虏。这还不算完，之后孙传芳不知是为了泄愤还要干什么，命另一个部下李宝璋在蚌埠车站南侧将施从滨斩首，并暴尸三日。这就为孙传芳日后死亡埋下了伏笔。

孙传芳

在当时军阀争斗，却鲜少有人会杀被俘的将领。而孙传芳坏了这种“规矩”。在施从滨的死讯传回在天津的家时，作为女儿的施剑翘对孙传芳就下了杀心。只是当时她还一名普通的缠足妇女且年20根本无法报仇，于是只好寄托别人。她的这种寄托先后有两次，头一次是堂兄施中诚，施中诚是在施从滨死后依托施剑翘母亲向张宗昌说情，才担任烟台警备司令这一要职。所以施剑翘本以为这种事情依托他是合适，可施剑翘不曾想，施中诚根本没胆子杀孙传芳。施剑翘知道所托非人，就一气之下与他断绝关系。

后来到了1928年某日，当时来了一位同乡在施剑翘家借宿的名叫施靖公。他是在山西军阀阎锡山手下任谍报股长，还是施中诚的军校同学。当施中诚听闻到施剑翘的报仇决心后，表示愿意为施剑翘做这件事，因此施剑翘也嫁给了他。但直到1935年已经升为旅长的施中诚却将报仇之事一拖再拖，使得施剑翘对他没了信心，自己直接带孩子回了娘家。

这一年是父亲逝世十周年，施剑翘的弟弟也留学日本回来了，他本欲亲自报仇，但施剑翘认为弟弟是顶梁柱，不能冒这种风险。于是自己去做了放足手术，还练习枪法。经过她自己的侦查，她得知了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的活动规律。

11月13日，这天是居士林的富明法师讲经日，孙传芳来了。当他端坐好，讲经开始，孙传芳自己的末日也来了。施剑翘设法靠近孙传芳，然后悄悄拔出勃朗宁手枪向孙传芳走来了。就在众人诵经的氛围中突然三声枪响打断了诵经声，孙传芳命陨佛堂。接着佛堂上就飘落着施剑翘早已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遗嘱。整个过程，施剑翘从容不迫，犹如久经沙场的老将

很快军警赶到，施剑翘被捕。不过这是她自己行事完成后自己打电话叫来的警察。之后的社会上便是一片施剑翘为父基于孝道报仇，被当时的媒体描述为“现代侠女”。这不过是建立在人们对军阀痛恨的基础上。法庭上孙施二家各显神通，双方请的都是著名大律师。法庭审判波折不断，深受社会影响。最终法律这种工具，在政界大佬的博弈中失效。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了特予赦免施剑翘的公告。

就这样狱中度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六天后施剑翘回家。为什么前文要说政界大佬博弈呢？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时间恰恰是在冯玉祥当选国民党五届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后。施剑翘与冯玉祥的关系也很密切。施剑翘的四叔施从云是国民政府追认的烈士，在清末发动的滦州起义中遇害。他同冯玉祥不仅有袍泽之谊，还有亲密的战友关系。闻之施从云遇难后，冯玉祥对施从云的亲侄女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冯玉祥日记》中有关记载，在案件审理时，冯玉祥就已经开始在南京活动特赦问题。其中还有为施剑翘的案子找过时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的傅汝霖，以及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居正、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焦易堂等当时司法界大佬的记载。

这件案子有副委员长的出面加之多年的人脉、背景。这些当时手握司法的大员们当即表示：特赦施剑翘一案，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肯定没有问题，只是特赦问题还须国民政府主席来颁发命令。于是冯玉祥找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中央委员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随即特赦施剑翘

施剑翘一案还有说不尽的谜团，例如有人说这是军统要替蒋介石杀孙传芳，操纵施剑翘为之，还向她提供了勃朗宁这种先进手枪。这种手枪在军统特工陈恭澍等人在北平刺杀张敬尧时都是戴笠空现运到北平的。象施剑翘这种女流，断不可能轻易获得这种手枪。而且孙传芳久经混乱，仇人极多，但其经验丰富，隐居天津时手下精悍，自己也行踪诡秘。而施剑翘这种未经特务培训的人，却轻而易举的找到孙传芳，也让大众对其背后的人有种种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