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两国签订的《澶渊之盟》,究竟是宋真宗的功绩,还是败笔
迪丽瓦拉
2025-06-09 0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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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可对于这次事件,毕士安的作用却鲜为人知。

从订盟前后的实际步骤与最后结局上能看出,毕士安的意见占主导地位。

不弄清这一点,澶渊之盟的许多历史真相难以揭示,具体人物的是非功过也难以正确评价。

那么,毕士安在“澶渊之盟”这一事件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的决策真的对当时的宋朝起到了好的作用吗?

毕士安的生平

毕士安938一1054本名士元,字舜举,乾德中进士,历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景德元年1004年为参知政事。

当时,宰相李沆卒,真宗正在选择新相,意属毕士安,并征求毕士安意见,谁可同时为相。

毕士安力荐寇准,认为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对于寇准之相才,太宗时已有认识,真宗本己早知,但因寇准“好刚使气”,而不愿任命。

这时正值西北二方边患紧张,任用寇准才提到日程上来。真宗想用寇准,又对毕士安说:“当籍卿宿德镇之。”这就是毕士安寇准同时并相的真实用意。

这年,毕士安为向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时称史馆相寇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时称集贤相,按宋制规定,史馆相位于集贤相之上。这是宋真宗精心安排的宰相班子。

毕士安曾事真宗于南府,深受真宗信任,他资格老,“端方沉雅,有清识”,“所至以严正称”,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

在同寇准共事中,他有积极支持寇准的一面,又有牵制寇准所谓“过激,行动的一面,这在澶渊之盟前后鲜明地反映出来。

因此,分析擅渊之盟的历史功过,必须弄清毕士安在此期间的作用。

商议真宗亲征地点一一澶渊

参知政事王钦若请真宗到金陵躲风,签书枢密院事陈尧臾请宋真宗到四川避难,而毕士安则与寇准站到一起,抨击陈述,请真宗亲征。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宋真宗“决意亲征,一事终于确定下来。

那么,宋真宗亲征的地点定在何处好呢?众臣争议不休,毕士安认为:真宗亲征“宜切驻哗澶渊”澶渊即澶州,今河南淮阳,得到了寇准和王继英的赞同。

不过,寇准请真宗“暂幸澶渊”,必要时继续北征王继英则要求真宗亲征地点“不可更越值州”把宋真宗亲征的最北界线定到澶渊。

毕士安首先将真宗亲征地点选到澶渊有其重大的意义。其一,澶渊是东京北面不远的军事重镇,橄跨黄河,易守难攻真宗亲征此地,可就近下诏,鼓励士气,保护东京的安全。

其二,朱军大部驻扎在镇定二州,契丹黄琪固其后方,必不戴带兵南倡,这样,即可保证河北一带人民财产免受损失,又能保证宋真苏的人身安全。

其三,女果订主虚张声势,暗中偷派精锐部队南下直抓澶渊,宋真宗就能变澶渊为其军事指挥所,诏令镇定二州军队玫击契丹后营,黄河以南跳军队驰援澶渊,从正面速长契丹军渡河又可另汇军从从左右夹击契丹军,这样,就保证宋军在库事上处于确利她位。

可见,真宗亲征澶渊关系着宋王朝的历史命运。因而,在毕士安等人跳请求下,宋真导最终把亲征地点定到澶渊。

把澶渊之行的时间定在仲冬

亲征地点已定,宋真宗什么时候动身呢?寇准坚持“进发之期,不可稽缓”。王继英言“所议进发,尤宜织图”,毕士安则说“澶渊之行,当在仲冬”最后,宋真宗采纳了毕士安的意见,于月日亲征。

毕士安为什么要把真穿亲征的刚间定到“仲冬”呢?《长编》记载毕士安回答宋真宗的话是:“澶渊

郛郭

非广,久聚大众,深恐不易。况冬候犹远,顺动之事,更望徐图”。

由此看沙毕士安把困间定到“仲冬”有两个理由:其一,澶渊虽是战略要地,但城太小,如不加修整就将军队驻扎到那里,不利于以后的战斗将日期定到“仲冬”便可修筑澶渊城,做好备战准备。

其二,契丹入侵是九月份,这正是河北一带大好的秋收季节,如果真宗亲征澶渊,势必引导契丹粮食部队的深入,河北一带的粮食就会被契丹军抢光

若把时间定到“仲冬”,就可保证河北一带在秋收期间不受千扰。特河北一带的粮食收完,便可以坚壁清野,这对于以骑兵作战的契丹军来说更不利。

当然,若能像寇准所请,真宗亲征,拒敌于门外。使广大的河北地区免遭生灵涂炭,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但是,由于宋太宗三次对辽用兵的失败,导致宋廷上下恐辽情绪在宋真宗时期特别突出。

若逼真宗马上亲征,宋真宗就有可能逃跑,这样,寇准是很难力挽狂澜的。为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只有从长计议,延缓宋真宗亲征的时间。可见,毕士安把时间定到“仲冬”也是一种策略间题。

大力支持寇准的军事行动

......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由于毕士安的支持寇准逐步掌握了军事大权,这为以后发生的宋辽擅州之战有着深远的影响。九月,契丹军侵入宋境。

十一月,宋真宗颁布了亲征诏书,“而议者犹哄哄”毕士安邀寇准一起,请真宗“坚定前计”。正当宋真宗整军将行时,“太白昼见,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

有人说“太白昼见”,不该出兵打仗也有人说,“流星初上台,北贯斗魁”,必有一员大臣殒国。这些迷信说教不仅打乱了宋真宗亲征意图,而且有可能瓦解军心。

年事已高,卧病在榻的毕士安闻知后,写信给寇准说“屡请异疾从行,手诏不许,今大计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心所愿也”,不久,毕士安抱病追至澶渊“见于行在”。

力荐宋辽议和

景德元年九月,辽军一面进攻,一面利用宋的降将王继忠,经莫州今河北任丘守将石普向宋真宗送一封议和的信,真宗将信转示大臣,“大臣莫敢如何其事”。

惟有毕士安力赞真宗答应同辽议和。并说“臣尝得契丹降人,言其虽深入,屡挫不甚得志,阴欲引去而耻无名,且彼宁不畏人乘虚覆其巢穴,此请殆不妄继忠之奏,臣请任之”。

真宗在毕士安反复分析及宋军初战得利的情况下,“手诏继忠,许其请和”。

在毕士安主谋议和的时候,寇准和杨延昭反对马上议和。寇准主张以军事为后盾,拒契丹于门外,再与之议和。“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戒且生心矣”。

而真宗认为“数十年后,当有能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也”。杨延昭也上奏说:“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驯掠,率在马上愿伤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结果,“奏入不报”。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宋辽势力均等,宋真宗和辽圣宗都没能力也不可能完成统一大业。若结成兄弟之国,免受战争之苦,也是大势所向。无论毕士安主谋议和的目的何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

怂恿真宗花费重金贿赂契丹

宋辽起初议和,没有附带任何条件,这对损兵折将耗财颇多的辽国来说是不合算的。到了景德元年十月,辽提出要宋割让周世宗时所占折的“关南地”。

真宗认为“为民屈已,诚所不辞,但关南地极无名,联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必若固求,当决一战。

所念河北重扰,当岁以金帛济其不足,于体无伤”,这里宋真宗虽不同意割让“关南地”,但已经透露用金帛贿赂契丹的意图,实际上等于替辽在议和上附加了条件。

十一月底,宋真宗亲征至澶渊,军“声阁数十里”,驻扎在遭州近郊的大军“气势百倍”,辽军顿感孤军深入,犯兵家之大忌,就想利用议和来换取军事手段未能得到的东西。

辽仍以割让“关南地”为条件,毕士安揣测辽方这样做,只不过想在物质上寻求补偿。

因此,当毕士安扶病追上宋真宗,“及议岁弊,因请重贿,要其久盟”。使辽放弃索要“关南地”。

事实上,契丹入侵北宋的目的也是如此。一是想用军事迫使宋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种种行动,不再支持鼓动辽境内汉人的反辽行动

一是想在军事进攻中,掠夺财物补充国库之不足。契丹以割“关南地”为议和条件,只是玩弄的一种手段,当宋提出用重贿以求辽退军时,辽认为已达到目的于是,经过双方多次交涉,十二月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每年送给辽银绢30万.

当宋方代表曹利用出使时,向宋真宗请示所许银绢之数,宋真宗回答说“虽百万亦可”。寇准对曹利用说“虽有救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后以这个数成交,“召朝论皆以为过”。

毕士安却说“不如此,契丹所愿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在此,我们应把毕士安的重贿与真宗的高贿,同寇准的主张区别开来。

寇准虽主战,但真宗主和,他君命难违,加上朝中“有谗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寇准不得已才同意议和,并把高贿数字以一百万压缩到三十万,这也算尽到最大努力了。

那么,毕士安为什么要在宋军胜利的时候怂恿真宗重贿契丹呢?

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是毕士安自开始就主张议和,他提出防御契丹进攻,支持寇准的军事行动,只不过是他用和战两手对付契丹的和战两手而已。他主张重贿契丹,只不过是他议和所采取的形式。

其二是附会宋真宗。由于宋太宗对辽用兵失败,宋廷内部早已滋长了妥协情绪。这样,即使在形势对宋军有利时,宋真宗也不敢相信真能打败辽。而且,他还害怕在战争中,寇准等人掌握军权,威胁他的统治。因此,宁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结语

用金钱来贿赂契丹,也不敢轻试锋芒。毕士安正是揣测到宋真宗此种心理,才敢主张重贿契丹的。

综上所述,毕士安和寇准一样,他们的行动是“澶渊之盟”这段历史环境中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产物。

如果没有毕士安,历史也要造就这样的人物来完成议和任务。毕士安促成“澶渊之盟”的签订,和平结束了宋辽战争。

而后,又在北方州县采取一系列措施:“按边要选良守将易置之”,“通互市除铁禁招流亡广储蓄”,使“牛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的安定局面维持了百年之久。

但毕士安的种种做法,毕竟也有消极的一面,宋朝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这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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