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可对于这次事件，毕士安的作用却鲜为人知。

从订盟前后的实际步骤与最后结局上能看出，毕士安的意见占主导地位。

不弄清这一点，澶渊之盟的许多历史真相难以揭示，具体人物的是非功过也难以正确评价。

那么，毕士安在“澶渊之盟”这一事件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的决策真的对当时的宋朝起到了好的作用吗？

毕士安的生平

毕士安938一1054本名士元，字舜举，乾德中进士，历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景德元年1004年为参知政事。

当时，宰相李沆卒，真宗正在选择新相，意属毕士安，并征求毕士安意见，谁可同时为相。

毕士安力荐寇准，认为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对于寇准之相才，太宗时已有认识，真宗本己早知，但因寇准“好刚使气”，而不愿任命。

这时正值西北二方边患紧张，任用寇准才提到日程上来。真宗想用寇准，又对毕士安说：“当籍卿宿德镇之。”这就是毕士安寇准同时并相的真实用意。

这年，毕士安为向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时称史馆相寇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时称集贤相，按宋制规定，史馆相位于集贤相之上。这是宋真宗精心安排的宰相班子。

毕士安曾事真宗于南府，深受真宗信任，他资格老，“端方沉雅，有清识”，“所至以严正称”，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

在同寇准共事中，他有积极支持寇准的一面，又有牵制寇准所谓“过激，行动的一面，这在澶渊之盟前后鲜明地反映出来。

因此，分析擅渊之盟的历史功过，必须弄清毕士安在此期间的作用。

商议真宗亲征地点一一澶渊

参知政事王钦若请真宗到金陵躲风，签书枢密院事陈尧臾请宋真宗到四川避难，而毕士安则与寇准站到一起，抨击陈述，请真宗亲征。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宋真宗“决意亲征，一事终于确定下来。

那么，宋真宗亲征的地点定在何处好呢？众臣争议不休，毕士安认为：真宗亲征“宜切驻哗澶渊”澶渊即澶州，今河南淮阳，得到了寇准和王继英的赞同。

不过，寇准请真宗“暂幸澶渊”，必要时继续北征王继英则要求真宗亲征地点“不可更越值州”把宋真宗亲征的最北界线定到澶渊。

毕士安首先将真宗亲征地点选到澶渊有其重大的意义。其一，澶渊是东京北面不远的军事重镇，橄跨黄河，易守难攻真宗亲征此地，可就近下诏，鼓励士气，保护东京的安全。

其二，朱军大部驻扎在镇定二州，契丹黄琪固其后方，必不戴带兵南倡，这样，即可保证河北一带人民财产免受损失，又能保证宋真苏的人身安全。

其三，女果订主虚张声势，暗中偷派精锐部队南下直抓澶渊，宋真宗就能变澶渊为其军事指挥所，诏令镇定二州军队玫击契丹后营，黄河以南跳军队驰援澶渊，从正面速长契丹军渡河又可另汇军从从左右夹击契丹军，这样，就保证宋军在库事上处于确利她位。

可见，真宗亲征澶渊关系着宋王朝的历史命运。因而，在毕士安等人跳请求下，宋真导最终把亲征地点定到澶渊。

把澶渊之行的时间定在仲冬

亲征地点已定，宋真宗什么时候动身呢？寇准坚持“进发之期，不可稽缓”。王继英言“所议进发，尤宜织图”，毕士安则说“澶渊之行，当在仲冬”最后，宋真宗采纳了毕士安的意见，于月日亲征。

毕士安为什么要把真穿亲征的刚间定到“仲冬”呢？《长编》记载毕士安回答宋真宗的话是：“澶渊

郛郭

非广，久聚大众，深恐不易。况冬候犹远，顺动之事，更望徐图”。

由此看沙毕士安把困间定到“仲冬”有两个理由：其一，澶渊虽是战略要地，但城太小，如不加修整就将军队驻扎到那里，不利于以后的战斗将日期定到“仲冬”便可修筑澶渊城，做好备战准备。

其二，契丹入侵是九月份，这正是河北一带大好的秋收季节，如果真宗亲征澶渊，势必引导契丹粮食部队的深入，河北一带的粮食就会被契丹军抢光

若把时间定到“仲冬”，就可保证河北一带在秋收期间不受千扰。特河北一带的粮食收完，便可以坚壁清野，这对于以骑兵作战的契丹军来说更不利。

当然，若能像寇准所请，真宗亲征，拒敌于门外。使广大的河北地区免遭生灵涂炭，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但是，由于宋太宗三次对辽用兵的失败，导致宋廷上下恐辽情绪在宋真宗时期特别突出。

若逼真宗马上亲征，宋真宗就有可能逃跑，这样，寇准是很难力挽狂澜的。为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只有从长计议，延缓宋真宗亲征的时间。可见，毕士安把时间定到“仲冬”也是一种策略间题。

大力支持寇准的军事行动

......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由于毕士安的支持寇准逐步掌握了军事大权，这为以后发生的宋辽擅州之战有着深远的影响。九月，契丹军侵入宋境。

十一月，宋真宗颁布了亲征诏书，“而议者犹哄哄”毕士安邀寇准一起，请真宗“坚定前计”。正当宋真宗整军将行时，“太白昼见，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

有人说“太白昼见”，不该出兵打仗也有人说，“流星初上台，北贯斗魁”，必有一员大臣殒国。这些迷信说教不仅打乱了宋真宗亲征意图，而且有可能瓦解军心。

年事已高，卧病在榻的毕士安闻知后，写信给寇准说“屡请异疾从行，手诏不许，今大计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心所愿也”，不久，毕士安抱病追至澶渊“见于行在”。

力荐宋辽议和

景德元年九月，辽军一面进攻，一面利用宋的降将王继忠，经莫州今河北任丘守将石普向宋真宗送一封议和的信，真宗将信转示大臣，“大臣莫敢如何其事”。

惟有毕士安力赞真宗答应同辽议和。并说“臣尝得契丹降人，言其虽深入，屡挫不甚得志，阴欲引去而耻无名，且彼宁不畏人乘虚覆其巢穴，此请殆不妄继忠之奏，臣请任之”。

真宗在毕士安反复分析及宋军初战得利的情况下，“手诏继忠，许其请和”。

在毕士安主谋议和的时候，寇准和杨延昭反对马上议和。寇准主张以军事为后盾，拒契丹于门外，再与之议和。“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戒且生心矣”。

而真宗认为“数十年后，当有能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也”。杨延昭也上奏说：“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驯掠，率在马上愿伤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结果，“奏入不报”。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宋辽势力均等，宋真宗和辽圣宗都没能力也不可能完成统一大业。若结成兄弟之国，免受战争之苦，也是大势所向。无论毕士安主谋议和的目的何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

怂恿真宗花费重金贿赂契丹

宋辽起初议和，没有附带任何条件，这对损兵折将耗财颇多的辽国来说是不合算的。到了景德元年十月，辽提出要宋割让周世宗时所占折的“关南地”。

真宗认为“为民屈已，诚所不辞，但关南地极无名，联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必若固求，当决一战。

所念河北重扰，当岁以金帛济其不足，于体无伤”，这里宋真宗虽不同意割让“关南地”，但已经透露用金帛贿赂契丹的意图，实际上等于替辽在议和上附加了条件。

十一月底，宋真宗亲征至澶渊，军“声阁数十里”，驻扎在遭州近郊的大军“气势百倍”，辽军顿感孤军深入，犯兵家之大忌，就想利用议和来换取军事手段未能得到的东西。

辽仍以割让“关南地”为条件，毕士安揣测辽方这样做，只不过想在物质上寻求补偿。

因此，当毕士安扶病追上宋真宗，“及议岁弊，因请重贿，要其久盟”。使辽放弃索要“关南地”。

事实上，契丹入侵北宋的目的也是如此。一是想用军事迫使宋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种种行动，不再支持鼓动辽境内汉人的反辽行动

一是想在军事进攻中，掠夺财物补充国库之不足。契丹以割“关南地”为议和条件，只是玩弄的一种手段，当宋提出用重贿以求辽退军时，辽认为已达到目的于是，经过双方多次交涉，十二月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每年送给辽银绢30万.

当宋方代表曹利用出使时，向宋真宗请示所许银绢之数，宋真宗回答说“虽百万亦可”。寇准对曹利用说“虽有救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后以这个数成交，“召朝论皆以为过”。

毕士安却说“不如此，契丹所愿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在此，我们应把毕士安的重贿与真宗的高贿，同寇准的主张区别开来。

寇准虽主战，但真宗主和，他君命难违，加上朝中“有谗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寇准不得已才同意议和，并把高贿数字以一百万压缩到三十万，这也算尽到最大努力了。

那么，毕士安为什么要在宋军胜利的时候怂恿真宗重贿契丹呢？

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是毕士安自开始就主张议和，他提出防御契丹进攻，支持寇准的军事行动，只不过是他用和战两手对付契丹的和战两手而已。他主张重贿契丹，只不过是他议和所采取的形式。

其二是附会宋真宗。由于宋太宗对辽用兵失败，宋廷内部早已滋长了妥协情绪。这样，即使在形势对宋军有利时，宋真宗也不敢相信真能打败辽。而且，他还害怕在战争中，寇准等人掌握军权，威胁他的统治。因此，宁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结语

用金钱来贿赂契丹，也不敢轻试锋芒。毕士安正是揣测到宋真宗此种心理，才敢主张重贿契丹的。

综上所述，毕士安和寇准一样，他们的行动是“澶渊之盟”这段历史环境中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产物。

如果没有毕士安，历史也要造就这样的人物来完成议和任务。毕士安促成“澶渊之盟”的签订，和平结束了宋辽战争。

而后，又在北方州县采取一系列措施：“按边要选良守将易置之”，“通互市除铁禁招流亡广储蓄”，使“牛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的安定局面维持了百年之久。

但毕士安的种种做法，毕竟也有消极的一面，宋朝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这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