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古代封建王朝400多位帝王中，作为佼佼者的朱元璋，更是对自己得来不易的皇位倍加珍惜。有别于“禅让”、父死子承、兄终弟及等传位方式，朱元璋则是从一个放牛娃起底，最终逆袭成帝的典型代表，甚至说是无出其右。

纵观古代帝王，承平年代要守住江山，无非从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加强边防固守等方面采取措施。但对于老朱而言，他格外小心翼翼。有人说他多疑，也有人说他性格使然。

在很多人看来，明朝初年的“四大案”是四大冤案，说老朱就是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来达到“家天下”的目的。

如，洪武九年（一说是洪武十五年）发生的一件举国震惊的大案：“空印案”，被诛杀的人就达到了三位数。其实透过朱元璋的经历及案件本身你会发现，朱元璋“大开杀戒”是有原因的。

“乞丐皇帝”叩开明朝大门

毛泽东：“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毫无疑问，我们都应该为朱元璋竖大拇哥，因为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更多的是独一无二的标签——励志。

明太祖起于草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吕思勉）

元末天下大乱，朝纲不振，再加上自然灾害殃及百姓，最终各地有识之士纷纷揭竿而起。在这场中原大乱中，最为痛苦的还是百姓，相比较饱受战火而言，他们更期待英明君主的救赎，更希望看到一代新朝换旧朝。

在战火和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下，放牛娃出身的朱重八（朱元璋的小名）痛失双亲，无奈，他不得不从地主家离开，为了不被饿死，他选择到皇觉寺出家。只可惜，好景不长，寺庙到最后也没了余粮。朱元璋再一次流离失所，开始了3年的云游生活。

说是“苦行僧”，其实跟乞丐无异。最后，在好友汤和的介绍下，朱元璋加入到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在军营，朱元璋表现得非常积极，虽然一开始不怎么会打仗，不过他肯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军中上下的赞誉，尤其是首领郭子兴对其赞赏有加。

在郭子兴将义女马秀英（日后的马皇后）许配给朱元璋之后，老朱的事业如日中天。扛过岳父的红巾军大旗之后，红巾军在老朱的带领下势力更为强劲，很快发展成为各路义军中的翘楚。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老朱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一帮生死相随的股肱之臣。如，武有常遇春、徐达、蓝玉，谋士有朱升、刘伯温、胡惟庸等。在他们的鼎力相助下，朱元璋力克各路势力，最终问鼎中原，坐上了有明一朝第一把交椅。

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朱元璋是个粗人，大字不识几个，在他眼里，他必须将军政大权统揽于一身，所以坐上皇位之后，朱元璋没有像其他帝王那样贪图享乐，没有裹足不前，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如驱除胡元，废宰相、复兴汉、封王建藩等，来强化中央集权。

只是这种过度化的“集中”，也导致了朝无重臣，所以到最后，很多实权落入阉宦之手，可以说，老朱的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恶性发展。伴之而来的，很多冤假错案频发，如争议颇多的“空印案”。

空印案

“空印案”散见于《明史·刑法志》、《明史·郑士利传》之中，让人疑惑的是，这个大案在《明太祖实录》只存在只言片语，像《明史·太祖本纪》里根本没有记载。那么究竟什么是“空印案”？

前文有述，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采取了各种治国措施。当时规定，全国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和户部的账目审核后必须相符，这项工作才算结项。如若不符，就得“回炉重造”重新填造账目。而地方上每次上报的账目，必须得盖上原衙门的公章才算数，要不就是一摞废纸。就像现在的机关单位，若出具公函就得盖上红戳，说白了就是具有一定的效力。

不过，古代可没有5G，交通也很落后，这条规定对京城周围的单位来说还能应付，倘若是远离京城的那些地方衙门，想要更改数据再回到地方盖公章再到户部校核，可就麻烦了。时间上少则几个月，多则1年的也不是没有。这还是说错了一处，如果核对三四遍，每一遍都有出入的话，那不得跑断腿？

“实践出真知”，很多官员最后发现，重填报表本不难，来回折腾主要因为盖章太慢。若为了这账目就将最重要的官章随身携带也不切实际，何况地方上大小事务都需要用到官章。后来一些经办人员“摸索”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出发前将空白的账目盖上官印，去户部核对账目的时候再完成这账目。

就当时情况来看，这个办法已经成了潜规则，不过朱元璋却一直被蒙在鼓里。而当他知道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往小了说这是违反法纪，往大了讲，这是大逆不道、欺君罔上，是要被砍头的。

后来朱元璋抽调人员，对此事予以细查。可对于“空印”一事满朝皆知，这些调查人员自然也深谙此事，不过谁敢把这件事细说给朱元璋听呢？毕竟他们自己也怕被牵连。此时，有个人貌似毫无忌讳地站了出来，他叫郑士利。

冤案？不是冤案

因“空印案”被朱元璋处决的这些人到底冤不冤？回答问题前，先引入一个人：方孝孺。

方孝孺是明朝大臣、学者、思想家，一度受到朱元璋及建文帝朱允炆的重用，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施以凌迟杀害于南京聚宝门外。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就是因“空印”事获罪而被处死。方孝孺之后让老师宋濂为其父写了《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铭》（基于方孝孺《先府君行状》）。

方孝孺的同乡郑士元也因为“空印案”受到牵连，他的弟弟郑士利上疏为其兄辩护，结果也惨遭杖戍，方孝孺为此特地撰写了《郑士利传》。

郑士利在朝中并无任何官职，也没有什么关系户，所以不怕连累谁、得罪谁，他把“空印案”的前因后果以上书的形式，他说：“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不过，郑士利怕被迁怒所以言辞委婉，甚至在上表文里对朱元璋不乏有溢美之辞。

朱元璋最后虽然知道了空印案的来龙去脉，但并未息怒，反而让郑士利去劳动改造了。毕竟官场上的这些“暗箱操作”就是在挑战龙威，这更让他想起自己曾经云游民间时所遭受的疾苦。

再说方孝孺，他之所以请老师为自己的父亲撰写墓志铭，之所以替郑士利写传记，最主要的还是为自己父亲方克勤洗白罪名。无疑，在方孝孺眼里，“空印案”就是冤假错案。

方克勤是被冤杀的清官吗，“空印案”果真是冤案吗？非也。

一言以蔽之：朱元璋惩亡元之弊，将铨选考课核实的制度设置的十分仔细，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贪污腐败。

当户部审核与地方造册账目不一致时，地方官吏就以路远和失误作为借口带上提前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到了户部那里有驳回的地方就现场改，很明显，这就为贪污腐败提供了途径，携带“空印”就造成了“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的后果。

并且，明初承袭元末风气，“仕进者多赂遗权要，邀买名爵，下至州县薄书小吏、非财路亦莫得而进。及到临事，辄蠹政鬻狱，大为民害”。所以朱元璋千防万防，还是为了“清明”。

那么方克勤是不是被错杀？按照方孝孺的说法，方克勤的贪污是下属程贡诬告。彼时方克勤可是因为治民有方被朱元璋经常称赞，可此后没多久，就被程贡告发贪污，是不是事有蹊跷？程贡若不是拿着十足的证据，又怎敢诋毁皇帝面前的红人，岂不是自寻死路？

太祖尝曰：凡有大狱，当面讯，防构陷锻炼之弊。故其时重案多亲鞫，不委法司。

但凡明初大案，朱元璋都要亲自过审，而在老朱亲自问讯的情况下，方克勤最后的结局是“不与辩，遂得罪，谪江浦”。也就是自己认罪伏法。而受此牵连的“空印案”，最后在朱元璋的“面讯”下，“空印”罪名自然是基本成立的，不属于冤案。

“重绳贪吏，置之严典。”朱元璋为了惩治官场乱象，除了大案要案亲审之外，辅之以严刑峻法，最终许多贪污腐败者自此不敢妄为，形成了“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的盛世，其做法不可谓不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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