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党人上台执政以后，德国的统治结构分成了不同的权力集团、各种特别机构、不同的派系，以及纳粹党体制内的私人交情。在经济领域，各种特别和特设基金、晦暗不明的基金会和小金库越来越多，它们不受任何开支检查和金融监管，纳粹党各级负责人就用其去供养私人亲信和追随者。

纳粹元首希特勒便利用特别基金去扩建他广泛的私人圈子，给亲信们提供馈赠和资助，以笼络下属。希特勒的经费来源可谓五花八门，有国家财政、“德国经济界向阿道夫·希特勒捐款基金会”从德国经济界获取的募款（到1945年，高达7亿马克）、《我的奋斗》销售所得的版税和稿酬（每年有150万到200万马克）、德意志帝国邮政部门因销售带有元首肖像的邮票而给希特勒本人的分成（总计5200万马克）等等。

另外，希特勒在银行还拥有“援助基金”账户，资金来自已经去世的、指定希特勒为继承人的纳粹党追随者的财产。当然，希特勒获取这些遗产，也没人敢向其征缴遗产税，因为，就像他的律师吕迪格·冯·德·戈尔茨向财政部门解释的那样，“众所周知，元首、党和国家是一回事”。

事实上，希特勒的主要开支还是馈赠他人，而且这种馈赠也是免税的。形形色色的人都从他那里获利。

一方面，纳粹军事精英们每月都能领到免税的职务津贴，这是数额巨大的一笔钱。最重要的是还有礼金，陆军元帅们得到的礼金平均是25万马克。德国国防军参谋长、希特勒最亲信的军事顾问威廉·凯特尔收到了约76.4万马克的礼金，陆军元帅威廉·冯·里布骑士收到了88.8万马克，古德里安大将甚至收到了价值124万马克的地产。希特勒向将帅们赠送如此巨额的财产，目的就是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拉拢，按照1944年“7月20日事变”的密谋者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的说法，“用一根黄金的，但非常有效的缰绳驾驭他们”。

在一方面，德国国家机关跟纳粹党内部的精英们也得到了慷慨大方的馈赠。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50岁生日时收到了100万马克的礼金，总理府的幕僚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在65岁生日的时候收到了60万马克。给纳粹党和政府高官的类似礼金一般是10万到25万马克，这种馈赠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保证受馈赠者的忠诚可靠。

作为反例，有的下属虽收受了物质上的馈赠，却仍然“忘恩负义”，这令希特勒及其亲信很是暴跳如雷。当希特勒、戈培尔（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后任纳粹德国总理）与希姆莱（纳粹党卫队首领，盖世太保总管）得知柏林警察总长赫尔多夫也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阴谋时，第一反应是火冒三丈地指出，他们曾多次帮助赫尔多夫还债，并资助他摆脱经济上的困难。

在纳粹第三帝国，希特勒的馈赠和赏赐不仅有政治上的深谋远虑，还扎根于一种几乎是多愁善感的朋党之交。这种朋党之交对希特勒和纳粹党“运动”而言，就像政权内长期的派系和门阀斗争一样。因此很多纳粹高官都使用这种方法。特别是纳粹党各省部的书记，他们经常兼任该省的总督和国防专员，也效仿最高“元首”，创建基金会和特别基金作为资金来源，试图通过物质赞助来收买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