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笔记体著作，该书记载了很多元朝典章制度、民俗掌故及小说戏曲资料、书画和有关诗词本事等方面的问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由于受到陶氏家族的熏陶，陶宗仪兴趣广泛，且养成了在生活当中随时记录奇闻轶事的习惯，经过不断的积累，历经二十余年，完成了《辍耕录》的准备和创作。

一、《南村辍耕录》的准备

陶氏家族自古名人就很多，陶宗仪把陶渊明、陶弘景当作自己的祖辈来看待，在《辍耕录》卷一六中记录了此二人的年谱，且把自己晚年定居在松江的草堂称为“南村”，就是秉承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心态的体现。陶宗仪父亲陶煜博学多识，为人倜傥正直；母亲赵德真系宋太祖子燕王德昭十世孙孟本之女；舅父赵雍为著名的书画家。如此深厚的家学渊源，使陶宗仪从出生起就受到了良好教育，为日后成长为一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陶宗仪自幼就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聪颖，十岁时，父兄以伏生《尚书》口授宗仪，《尚书》历来被称为“诘屈聱牙”，而宗仪过目即能成诵，这让陶氏家族人刮目相看，倍加期许。[1]由于受到家学的熏陶，宗仪自幼就对书法和字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自称“爰自蚤岁粗知六书之旨，凡遇名迹古刻，博览精研，靡有怠日。每续史传，以至百氏杂说，书录所记善书姓名，捃摭殆遍”[2]。这种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博采众长的学习习惯正是《辍耕录》得以完成的创作基础。

《辍耕录》的准备时间很长，如卷六的“鬼赃”末尾云：“泰不华元帅为西台御史，阅其案，朱语曰‘鬼赃’云。余亲闻泰公说甚祥，且具有钞具案文，惜不随即记录，今则忘邑里姓名岁月矣。”据《元史》卷一四三《泰不华传》，泰不华在延祐八年（1320）拜江南行台监察史，后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拜中台监察史。又奎章阁事在天历二年（1329）二月，因此，宗仪听闻“鬼赃”事不会晚于天历二年二月，即宗仪19岁时。虽“鬼赃”一条是后来撰写入书，但宗仪却在如此小的年纪时就已经很自觉地把身边听到的事情随笔记录下来了。

又《辍耕录》卷一九《铁武肃铁券》条，文中记至元丙子，钱武肃铁券在战乱中丢失，后至元丙子（1336），铁券被一渔农捞得，后被钱贇购回，可说是失而复得。宗仪过访钱贇，钱曾出示铁券给宗仪一观，宗仪以为“青毡复还，诚为异事”，当即抄录券词和武肃王当时所上的谢表文稿。文中还说：“昨晚检阅经笥，偶得于故纸中，转首已三十余年”，《辍耕录》成书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详见后文），自后至元丙子到至正二十六年，首尾三十一年，与文中“三十余年”之说相吻合，若晚一年则与“三十余年”之说不符。因此钱贇失而复得铁券与宗仪过访钱贇的年份应该同是后至元丙子年。

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窥见宗仪在从事著述时的一个基本方法，即随时留意并记录下可以用的资料，以备他日撰著时采择使用，这在《辍耕录》写作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辍耕录》开始写作时间与成书时间

宁宗至顺三年（1332），宗仪二十二岁，适逢乡试，宗仪参加科举但未中第。孙作《沧螺集》卷四《陶先生小传》说他“少举进士第，一不中，即弃去。务古业，无所不窥”[3]。《明史》卷二八五《陶宗仪传》也有“少试有司，一不中，即弃去。务古学，无所不窥”[4]。即陶宗仪科举失利之后，便弃举子业不为，潜心古学，寻师问友，增长见闻。《辍耕录》前有孙作序称：“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亩，家于松南……至正丙午夏六月，江阴孙作序。”说此书系宗仪避兵三吴间、居松江时所作，共历时十年。序作于至正丙午二十六年（1366），前推十年为至正十六年（1356），即是书始撰之年。由于孙作与陶宗仪同代且关系要好，还作有《陶先生小传》，与陶宗仪生前行状基本无异，因此他的序较为使人信服。但翻检《南村辍耕录》卷四，其中有“奇遇”一条，记揭曼硕偶遇奇女子之奇事，文后道“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明确给了我们时间信息：宗仪记载该事之时，揭曼硕尚在人世，官翰林侍讲学士。考欧阳元《圭斋文集》卷十《元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铭》[5]及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揭公神道碑》[6]载述，揭傒斯字曼硕，生于至元十一年（1274），至正二年（1342）升翰林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至正四年（1344）七月戊戌卒于任上。据此知，自至正二年到至正四年七月，揭傒斯任翰林侍讲学士，宗仪既然称“今先生官翰林侍讲学士”，则“奇遇”条所录至迟应当录于揭傒斯去世之前。既然如此，那么《南村辍耕录》一书，至迟也应当于至正四年（1344）开始陆续撰写。可能孙作所说并不假，宗仪也许确实是在至正十六年开始了比较正式的撰写，但是如上述所说，开始有目的的撰写应是始于至正四年。

《南村辍耕录》中称元朝为“我朝”（见卷二“治天下匠”、卷五“碑志书法”诸条）、“国朝”（见卷一“科举”、卷二“减御膳”等条目），又称元军为“天兵”（卷一“独松关”、卷二“不食死”等条目），可证明该书成书时间在元代。卷一“列圣授受正统”条，把元代历朝帝王授受的传承顺序都罗列了出来，而末尾为顺帝，且明确标明“至正今二十六年”，说明此条目的最后撰写时间是至正二十六年，故称顺帝为“今上”。因此成书时间应是至正二十六年。

书中记事可考的最迟时间为卷二四“天陨鱼”条，记载“至正丙午八月辛酉”，至正丙午即至正二十六年（1366），即《南村辍耕录》的最后成书不会早于此时。至正丙午六月，陶宗仪友人孙作为之作序，这说明当时《南村辍耕录》的主体部分已经大致完成，像“天陨鱼”等个别条目应当出于后来的陆续补写。古人著书基本完成但未完全脱稿，先请友朋写序言，然后内容再陆续有所增删，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又《辍耕录》中称朱元璋军为“集庆军”（卷二九“纪隆平”）或“金陵游军”（卷一一“杭人遭难”），卷九“想肉”条记载淮右朱元璋部队食人肉的丧尽人伦之举，“杭人遭难”条对朱元璋军队给杭州民众带来的灭顶之灾也有详尽描述。至正二十七年（1367）正月，朱元璋攻占松江。《南村辍耕录》中这些严苛的指斥内容在朱元璋掌控松江之后再进行刊刻出版是不可能的，这也可以说明，《南村辍耕录》成书于至正二十七年正月之前，且已经刊刻。而且我们都知道，入明以后，明太祖朱元璋对文人思想控制非常严密，尤其是对原张士诚掌控的吴中地区文人集团更是予以残酷的打击摧残，文人稍有不慎便会因文字狱而遭到迫害，陶宗仪的很多友人便遇害了。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写作和刊布《南村辍耕录》是更加不可能的。因此，《南村辍耕录》成书和刊刻印行大致的时间应是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到十二月之间。

综上所述，《南村辍耕录》当最迟在至正四年（1344）开始陆续撰写，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完稿刊刻，历时凡二十年，而不仅仅是孙作序中所说的十年。（王娇）

注释：

[1][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三五）张枢《南村赋并序》。

[2][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首录宗仪自序》，明洪武9年(1376) 刻本。

[3]参见孙作：《沧螺集》（卷四）《陶先生小传》。

[4]参见《明史》（卷二八五）《陶宗仪传》。

[5][元]欧阳元：《圭斋文集》，清刊本。

[6][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

参考文献：

[1]晏选军.南村文儒——陶宗仪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徐永明，杨光辉.陶宗仪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3]王重民.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陶宗仪.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陶宗仪.丛书集成初编——辍耕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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