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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年间，神宗皇帝朱翊钧正享受着他漫长的君主统治，西欧反君主专制却掀起了新高潮，这时期为数众多的反君主专制的著作中，以1579年发表的政论檄文《为反抗暴君的自由而辩护》最为著名。

《辩护》一书对那时期的“反保王派”思想做了系统的阐释，是当时革命文献中的若干里程碑之一。 该书在17世纪的欧洲曾多次被翻译和重印，一版再版，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人民主权理论。

《辩护》由一位署名布鲁图斯的作者创作于法国宗教战争之中，是为了反对法国的天主教国王而写成。

作者 采用双重契约形式进行论证，在第一种契约中，上帝为一方，国王和人民为另一方；根据第一契约，该共同体成立了教会，国王作为上帝的子民之一，在精神层面必须从属于教会，不得干预教会事务。在第二契约中，人民是一方，国王是另一方，这是世俗的政治契约；根据这一契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王根据这一协议有义务进行良善和正义的统治，只要他这样做，人民就有义务服从他。

在这两种契约中，国王的权力在第一种契约中是由上帝授予的（即君权神授），在第二种中则是由人民授予的，国王的权力乃是为了达到人民共同需要的特定目的而被授予的。

在与上帝缔结的契约中，如果国王的命令违反上帝的法律，那么所有教徒首先要服从上帝而不是国王。如果国王不履行契约，那么护教的全部责任就落到人民身上，而人民如果不反抗国王的胡作非为，就活该要接受代表上帝的教会的惩罚。这就为反抗暴君的自由作了神学上的辩护。

在人民与国王缔结的契约中，统治者的权力是人民委托的，只有得到人民同意，统治者才能拥有这一权力。人民规定了国王的义务，并且明确国王是由选举产生的，尽管世袭继承是惯例，但其权威却来自人民的权利。因此人民对国王的服从是有条件的，只有在获得正义且合法统治的保护下人民才有服从的义务，而国王却必须无条件地履行其职位所规定的职责；如果不这样做，契约便归于无效。这就为反抗暴君的自由作了政治上的辩护。

在辩护中，作者也诉诸功利主义，认为政府的存在乃是为了增进臣民利益的，如果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权等权利得不到保护，服从政府管理就是荒唐的。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作者分析到：

“所有人都同意，人天性爱自由而恨奴役，因而人生而喜好发号施令而不愿服从，不愿受他人的统治，也不愿使自己服从他人的命令；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天赋特权，却期望从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当中获得某种巨大且特殊的利益。……我们很难想象，国王是被挑选出来把他们的臣民用血汗换来的东西据为己有的，因为每个人都喜爱和珍惜他自己的东西。”

尽管人民只是基于功利目的而服从国王的统治，但这依然给国王的独断专行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因此，为了限制王权，必须严格规范其行为。

《辩护》宣称，国王只能按照法律许可的方式行事，而且他的一切行为都要对法律（自然法和国家法）负责。这样的法治原则与我国古代提倡的法治（如韩非的法治论）有根本不同，因为其法律不是源自统治者，而是来自民众。法律只有在得到人民代表的同意后才能更改，因此，谋权篡位的暴君没有资格统治，人民应该起而诛戮他；若国王的权力来源是合法的，但在位期间变得暴虐，人民就可以将他赶下台。

尽管《辩护》一书主要是一种神学政治理论，是神权和王权理论奇特的混合物，是宗教少数派的宣言，其实质仍然是维护特权统治，但它却为后来的契约论提供了一个范本。它继承了中世纪的政治理论遗产，重申并发展了一个古老的权力观念：

政治权力乃是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存在的，它必须以合理合法、自然正当的的方式得到行使；当它不能履行自身职责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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