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皇帝徽宗醉心艺术，耽于享乐，宫中开支日益庞大，蔡京的改革举措恰好为其奢侈的帝王生活提供资本。在国家太平、府库充盈的假象面前，蔡京又从《易经》中断章取义，提出“丰亨豫大”的谬论，迎合君欲。

蔡京不断怂恿徽宗挥金如土，从而证明宋朝国力雄厚，震慑番邦四夷。他也因此备受徽宗宠信，尽管他在改革期间被弹劾罢相，却能旋即东山再起，加封公爵。

有一次宫廷设宴，徽宗取用几枚玉器，却担心违背先祖节俭之风，遭言官议论：“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蔡京揣度上意而奏，他出使辽国时，看到辽人用的玉杯玉盘都是石晋时期的东西，他们还拿出来夸耀，说宋朝没有这么贵重的物品。因而他认为徽宗使用玉器，“于礼无嫌”。

徽宗仍不放心：“先帝想造一座数尺见方的小台，都会遭到百官谏止。人言可畏，这些玉器放置这么久了，如果有人进谏如何分辨呢？”蔡京继续鼓动：“事情如果合乎情理，言多也不足畏也。陛下应当享受天下的供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

徽宗闻言称是，深以为然。此禁一开，徽宗更是毫无顾忌地挥霍钱财，铸九鼎、祭明堂、祀园丘、修新乐、造万岁山等，享尽人间繁华。而这背后，却沁满了大宋子民的血与泪。

清洗“旧党”，铲除异己

自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来，持不同政见的文士们分化为新旧两党，几十年来围绕是否支持新政，不断出现争论与谏诤。这原本是北宋朝自由风气使然，却被小人从中利用，将一场思想交锋演变成党同伐异、排斥忠良的夺权战争。

元丰8年（公元1085年），哲宗继位，主政的太后力图恢复“祖宗旧制”，起用旧党司马光等人。他们尽罢新法，同时将改革派人士或贬官、或迁谪。这一时期称作“元祐更化”，至元祐9年（公元1094年）哲宗亲政而结束。此后新党张惇入相，时任户部尚书的蔡京依附新党，为谋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他打着恢复新法的幌子，大肆清洗元祐时期的旧党。同时，他为了打击异己，甚至罗织罪名，将并非旧党的异己者划为元祐党人。旧党及无辜人士被蔡京构陷，或遭贬官，或被流放，甚至客死他乡。

当蔡京在徽宗朝出任宰相后，新党迫害旧党的历史再次上演。在徽宗初即位的元符3年（公元1100年），天现日食，徽宗下诏求言，并表示言论不当者亦不加罪。于是百官上疏言事，大多论及新法。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徽宗出尔反尔，要追究言论激进者的罪责。蔡京便借机把元祐、元符年以司马光为首的120位旧党斥为“奸党”。两年后人数又曾至309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大文学家皆在其中。

蔡京打压旧党的手段更甚於哲宗时期。除了将在世的旧党官员流放至边远苦地，他还请徽宗书写碑文，将“奸党”姓名刻成“元祐党籍碑”立于宫门前，并让各地翻刻。同时，旧党的文集、画像等作品成为禁忌，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得做官，不得与皇室通婚，五服内亲属亦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所幸天道不泯，百姓并未受蔡京蒙蔽，对元祐忠臣依旧报以崇敬之心。史料载，长安的石工安民，被征去刻印党人碑，他万般推辞：“小民愚笨，不知立碑之意，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我不忍刻也。”官吏欲降罪，他只好领命，并请求不要将名字刻在碑末，“恐得罪后世”。九江的一个石工奉命毁弃苏轼、黄庭坚的匾额，直言不讳：“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

蔡京本欲让政敌身败名裂，却弄巧成拙，反将自己的险恶用心昭示天下。然而，元祐党籍一案，终究影响了宋廷的人事格局，致使忠良尽去，政事不堪，埋下国破家亡的隐患。

贪恋相位，穷饿而死

根据宋制，官员年满七十岁便要退休，称“致仕”。或由本人陈乞致仕，主动辞官；或由朝廷强令致仕，将那年迈而流恋官场之人，请出庙堂。蔡京一生追名逐利、把持朝政，人到中年才拜为宰相，又历经四起四落，绝不甘心将荣华富贵拱手让出。在最后两次的宰相生涯中，他不顾声名狼藉与年老力衰，紧握相权不放，表现出一代奸臣贪婪无度的本色。

政和2年（公元1112年），蔡京以66岁高龄第三次出任宰相，他本应在四年后致仕，却始终没有放权离去的意思。《续资治通鉴》载，当童贯与蔡京之子蔡攸向他索取“谢事表”以暗示他致仕，蔡京竟然手足无措，慌慌张张地哭泣道：“京衰老以去，但不忍心这么快就退休，因为君恩未报，此心二公所知也。”情急之下，他竟连自己儿子也不认得，直呼为“公”，引得左右窃笑不止。

宣和6年（公元1124年），78岁的蔡京已是“目昏眊不能事事”，却强行担任宰相之职，批示公文、上朝奏对等一应大小事务交由幼子蔡絛代劳。蔡絛辅国无能，恣意为奸、窃弄权柄之作派却一如蔡京。因其不能胜任，徽宗大怒，下诏免其职权，并授意童贯再次提醒蔡京上表辞职。蔡京再次大哭拜倒：“上何不容京数年，一定是有人进了谗言。”这样，他才奉命上交辞官奏章，彻底放权。

第二年，金兵大举南侵，徽宗匆匆传位于钦宗。蔡京失去天子怙恃，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被指责为倾覆大宋的国贼之首。百官纷纷上书，痛陈其奸恶之行，令他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一年之内连贬五地，最终发配韶、儋二州。

流放路上，蔡京携带大量金银财宝，本以为余生衣食无忧。岂料，他的恶行为天下人尽知，一路上遭人唾骂，更买不到一粒米、一口水。每过州县，蔡京被官府驱逐，不得行走大道，尝尽饥肠辘辘、颠沛流离之苦。这时他才不得不叹道：“京失人心，一至于此。”

潭州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宣和遗事》载，蔡京穷病交加，在那里回顾一生得失，作一支绝命词：“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多行不义必遭恶报，最终他饿极而死。

靖康2年，金兵攻破京城，俘虏徽钦二帝与皇室成员，北宋迅速灭亡。这场“靖康之变”，成为宋人永远的伤痛和耻辱。蔡京或许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害己误国，不仅留下千古骂名，更给宋朝带来深重灾难。“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慷慨之声回荡至今，教人扼腕叹息；而奸臣当道、小人祸国的历史教训，更应成为今天的明镜和警钟，告诫人们亲贤远佞，明辨忠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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