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三国时期各国帝王的婚姻,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这一时期帝王的皇后大多并非世族之家的名门闺秀，往往也不是帝王的正室。

如曹操的卞夫人原本是倡家，由妾扶正。当然，这时的倡家并非娼妓，只是卖艺不卖身的那种，但地位极为微贱却是不争的事实。再如曹丕的皇后甄夫人，本是袁熙之妻，改嫁给曹丕成了正妻，后来替代她的郭皇后原本是铜鞮侯家的婢女，由妾扶正。曹睿的毛皇后之父只是一个典虞车工，郭皇后因本郡反叛，被没入宫。刘备找老婆的品位貌似也很低，甘皇后出身卑微，由妾扶正；穆皇后是吴懿之妹，嫁给刘备前是个寡妇。孙权的三位夫人中，步夫人是俘虏，两位王姓夫人都是民间选入宫中的女子。

诸如此类，不可胜数。三国时期居然有这么多的皇后出身如此微贱，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三国君主的立后倾向,恰恰反映出此时人们在婚姻问题上不重视门第。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汉末三国时期的婚姻往往不重门第呢？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汉末三国时期，天灾不断，战乱频仍，名门望族往往背井离乡，随时面临生命危险，门第失去了其实用价值。

从各类史料可见，东汉末年直至三国时期，屡屡出现地震、瘟疫、洪水、干旱等重大自然灾害。同时，从黄巾起义、群雄割据、官渡大战、赤壁之战，到三国鼎立，再到以后各国之间连年不断的战争，直至三分归晋，广大人民一直饱受战火之苦。此外，政坛风谲云诡、瞬息万变，无论诸侯军阀，还是世家大族，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随时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动。

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天下苍生被迫与各种灾祸抗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艰难求生。面对种种人为或非人为的灾难，人们颠沛流离，就连很多世家大族也不得不徙居他乡，如远避益州、江南等地的大族就比比皆是。

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变得如此渺小和脆弱，浪漫主义根本无处容身，而现实功利重于一切。于是，所有的东西都丧失了本来的秩序和条理，婚姻也变得不可能再按部就班、门当户对了。

原来的门第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经济价值，因为门第往往代表着土地、奴仆、部曲、依附民等；另一个是社会价值，包括各种社会关系、家族影响力等等。但在天灾人祸面前，门第却仅仅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抽象的符号，其所代表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价值都消失殆尽，根本没什么可供交换的实际利用价值。如此一来，门第当然不可能再成为婚姻的筹码。自然而然地，门第婚姻的生存空间就变得越来越小。

其二，汉末三国时期，仕宦风气不重门第、不拘一格，而是以才干业绩取仕，门第对于嫁娶双方来说毫无交换价值。

汉末三期时期，官家录用人才，并不厌弃寒微低贱、品行有损之人。毕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要打败敌人的政权，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都需要重用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优秀人才。

在曹操等人的倡导和率先垂范之下，汉末各种诸侯、军阀都开始实行用人唯贤、不计出身的选才方针，以期在弱肉强食的形势下做强做大。

曹操旗帜鲜明地打出“唯才是举”的旗号，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只要你有一技之长，都有机会获得重用。为此，曹操曾先生多次发布求贤令，广招天下人才。他明确指出，商朝名相伊挚和傅说都出身寒微，但商汤、武丁却不计门第重用他们，得以成就帝业。萧何、曹参都是鄙猥县吏出身，韩信、陈平名声都不好，曾饱受非议，却都能帮助汉高祖建功立业平天下。再如苏秦、吴起等人，都在品行上留下为世人所诟病的污点，然而他们都为各自效力的国家立下赫赫功绩。因此，曹操再三强调，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算出身寒微、身份低贱、品德败坏都是没有关系的，他都会量才录用。

三国时代，不仅曹操任人唯贤，刘备、孙权也都纷纷起用了寒微之士。这种不重出身、不问身份、不苛求品行的取才标准成为当时选贤任能的风向标，门第如何在三国人才的“简历”中往往只成为非常靠后的一项说明。而这样的仕宦风气必然也影响到当时的婚姻观念。

其三，当时社会非常复杂，身份往往很难分辨，娶个老婆不易。

三国时代，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失控、无序的状态，各类社会群体之间流动异常频繁，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随时都可能出现变化，豪门千金、大家闺秀沦为战俘或奴婢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少人脱离国家的控制，其社会身份就变得扑朔迷离，想要准确辨识某个人的门第就变得非常困难，门第婚姻当然也就很难实现了。

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人口数量因各种杀伐疾疫而急剧下降，老百姓朝不保夕，生存都成了问题，能讨个老婆就更不容易了，哪还有什么心思去计较对方什么出身、门第呢？

这个时候，人们谈婚论嫁时已经摒弃了种种华而不实的议题，他们共同关注的只是一个“利”字。像那些财婚、买卖婚当然不用说了，完全只是在一个“钱”字上转悠。层次高一点的呢，对“利”的讲究没有那么赤裸裸，但他们也并不是不关注“利”，只是看上去隐晦一点罢了。如此一来，在汉末三国时期，人们在婚姻方面也就不再那么计较门当户对了，这便是很多寒门之女成为皇后王妃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