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居住在今贵阳一带的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北宋朝廷。普贵是石人部落王子罗氏若藏的儿子，操着一口南方话向赵匡胤报告自己来自矩州。因土语“矩”“贵”同音，皇帝没听明白，便在《赐普贵敕》中写下了“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唯尔贵州，远在要荒……”的话。贵州这个名称由此不断出现在文献中，最后变成了省的称谓。

最早做出这个推论的，据说是清代学者。道光《贵阳府志》说：“矩州治今贵阳府城，贵州为矩州之音转。”又说：“罗甸王之支属有普贵者，北据矩州，宋太祖初纳款，土人讹矩为贵，太祖因就其所称者为贵州之长，贵州之名于是起矣。”

这个说法提出以后，竟然得到许多人的认可，流传了几百年。至今，只要谈到贵州省名的由来，人们大都会联想到那个听不懂西南方言的宋太祖。不知是该感激他为我们起了一个好省名呢，还是觉得此翁糊涂得有些可笑。

作为一代君王，会因将矩州误听为贵州，便令臣下照此草拟“敕书”吗？这样的事也许会发生在民间，但对极富政治、军事才能的赵匡胤是绝无可能的。为弄清事实真相，有必要看看《赐普贵敕》的全文。其文曰：

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唯尔贵州，远在要荒。先王之制，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有征伐之兵、讨伐之典。予往为扶播南杨氏之弱，劳我王师，罪人斯得。想亦闻之。有司因请进兵尔土，惩问不贡。予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穷兵黩武，予所不忍。”寻乃班师。近得耳父子状，知欲向化，乃布之文告之：尔若挈土来廷，爵土人民，世守如旧。故兹制旨，想宜知悉。（注：《赐普贵敕》宋史未载，本文引自道光《大定府志》）

读罢这篇敕文，忽然觉得宋太祖对今贵州这块土地的情况，还是有一此了解的。不至于连矩州、贵州都分不清楚。

“要荒”是古时的人们对王畿以外极远之地的称呼，距王城1500-2000里者称“要服”，2500里以上则称“荒服”。赵匡胤以“唯尔贵州，远在要荒”来形容矩州的遥远，足见对该地区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事实上，普贵归附之前，宋王朝的军队已经到过播州，在那里打了胜仗。有关部门还曾建议借助当时的得胜局势，对矩州用兵，以惩治其不朝贡之罪。只是由于赵匡胤一心想以“文德”收买人心，不愿使用武力征服手段，才避免了爆发战事。

普贵入朝这件事，虽然《宋史》中没有记载，但明代官修的地理总志《寰宇通志》，明英宗时编修的《大明一统志》，对这件事都有记述，并录有《赐普贵敕》全文。清道光《贵阳府志》大事记将普贵内附的时间记在乾德七年，而乾德这个年号止于六年，显然是把开宝的年号误作了乾德。

既然《赐普贵敕》中出现了“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这样的话，赵匡胤给予普贵的官职为什么仍是矩州刺史呢？这恐怕与听不懂方言就靠不上边了。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载：“普贵纳土，太祖嘉之，封以王爵，命为矩州刺史。”封的官与敕文中的地名不一致是很少见的，宋朝皇帝的这种处置，的确让人有些费解。比较能说得通的解释是，敕书是普贵入京前颁发的，直到给普贵授职时，当局仍未就矩州的更名做出最后决定。

普贵并不是第一个与宋王朝打交道的矩州首领

矩州这片地区，从西汉末年开始就被牂牁大姓谢氏所把持。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设置矩州，据说，因为该地区的南面有水呈方形，其状如矩，所以取了矩州这个名字。矩州初设时为正州，大概因为过于遥远，不利治理，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将其降为羁縻州。唐高宗显庆六年（656年），当地人谢元灵起兵反叛，被黔州都督李子和镇压下去。龙朔三年（663年），刺史谢法成招慰土民七千余户内附，维持了与唐政府的关系。

到五代十国后期，居于矩州西北一带的乌蛮首领主色侵入矩州，驱逐矩州首领谢氏，毁其城垣，改名黑羊箐。主色驻扎石人山一带，号称石人部落。后来，主色退回黔西北，其子若藏继续管理矩州事务，曾于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向朝廷纳贡。《宋史》记载，若藏的朝贡得到宋太祖的嘉奖，与一批土著首领同时被授予归德司戈职。归德司戈属于从八品下职官，职位虽不高，却掌有一定军权。若藏进贡发生在普贵入朝之前，宋太祖既然已经给普贵的父亲封过官，应该不会因方言问题将矩州和贵州搞错。

赵匡胤颁发《赐普贵敕》之前，贵州这个地名就已经有了。不过，那时候的贵州，在今广西境内。据《新唐书》载，贞观九年（635年），唐政府将原置的南尹州改名为贵州，原南尹州总管府所辖的郁林、怀泽、义山、潮水4县，仍归其领辖。这个贵州，从唐太宗设置开始，历经五代和宋元，一直保持到明初。直到洪武二年（1369年），才被明政府降为贵县，贵州之名也才与广西分离。

身为大宋王朝的皇帝，赵匡胤对广西境内有贵州这个建置是应该知道的。但他在接受普贵归附之后，竟有意将矩州称之为贵州，只能说明在这位统治者的心目中，矩州这个地区有着较重的分量，脑子里已有了为之更名的想法。而矩、贵的土语发音既然相近，因应其音更名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贵阳作为地名出现于官方文献，最早在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这年3月，朱元璋命征南将军傅友德还军分驻湖广、四川卫所进行操练，命令中有“延安侯唐胜宗驻黄平，都督张铨、王诚、孙彦驻贵阳“等语。此后，贵阳之名渐成官称，并为民间广泛使用。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将治所设在今惠水县的程番府迁至贵阳城，第二年改程番府为贵阳府。此后，贵阳这个名称历代沿用，一直持续到今天。

历史沉淀下来的东西，总有很强的惯性。尽管宋太祖赵匡胤已经说过“唯尔贵州，远在要荒”，宋徽宗在宣和年间也已给土著首领田佑恭加授了贵州防御使头衔，“贵州”作为城市名仍然一直在民间使用。甚至到明朝末年，徐霞客游历到黔中时，这位旅行家在他的游记中，依然把贵阳城称作贵州城。

小编有话说：

看上去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贵州城名何时出现的，地址经历了哪些变迁，一切都有了头绪，然而南宋的统治者却给我们留下一个大大的尴尬。南宋宁宗皇帝敕封水东宋永高为“贵州经略安抚使”，这表面上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上“贵州”这一名称别的城市早在576年前就已在使用了，这座先叫“贵州”的城市就是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贵港市，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在郁林郡设贵州，之所以称为贵州，乃是其城北十里有“宜贵山”（今称平天山）。上述田祐恭出任“贵州防御使”这一职位，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指的是广西的贵州，而非贵阳。要不是宋永高有明确占据矩州的记载，否则也会让人产生他这个“经略安抚使”是不是任职于广西的错觉。

南宋朝将不同的南北两地称为一名，这还不是孤例，也在嘉定年间，宋王朝版图上一东一西同时有两个叫嘉定的城市，西嘉定指的是今天的四川乐山市，府一级；而东嘉定指的是今天上海嘉定区——也就是后来“嘉定三屠”的发生地，乃州一级。

南宋对版图内的城市这样欠缺考虑的定名，不仅让皇帝本人阅读奏章时头大，不看清所属那一路就不知道是哪一座城市；也让后人读史时易于混淆，比如五代时周世宗柴荣曾任天雄军牙内指挥使，虚领贵州刺史，让今天的贵州人以为和历史名人扯上了关系；更让编撰地方志的史官产生笔误，广西贵县的地方志里就把宋隆济的抗元经历，记载到了《贵县县志》里，害的两省打了好久的笔墨官司。

好在明太祖朱元璋纠正了这个问题，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广西贵州为贵县，才将从南宋嘉定三年起两“贵州”共处了158年的局面结束。

明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皇帝朱棣正式在黔中建省，并且以省城贵州的名字命名帝国这个新生的省份，致使省名、城名相同，这也是贵州省的来历。后又过了156年，在隆庆三年，贵州城才更名为贵阳府，取“贵山之阳”之意，并且沿用至今。

贵阳城的城名、地址的变迁谜团，现如今只能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轶闻笑谈，过去毕竟是过去，今天才是重点，套用清末贵阳楹联大家刘韫良所写的甲秀楼百字长联中下半阙中的句子来说就是：“想秦通僰道，汉置牂牁，唐定矩州，宋封罗甸，凄迷风雨。叹名流几辈，留得旧迹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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