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的说，如果将收集关于张居正的历代评价，其成书的厚度绝对不低于一部《明史》。这位明朝中期的改革家，是真正的天才，他敢于创新，不惧权威，为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打入了续命的强心剂。直到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还在感慨“抚髀思江陵（张居正别号），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隆庆元年，张居正升任吏部侍郎，进入明朝内阁。此时的大明江南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叛乱四起，鞑靼趁机袭扰北境，东南倭寇已成心腹大患。而此时明朝庙堂更是乌烟瘴气，严嵩倒台，大臣们明争暗斗。隆庆六年，沉迷媚药，不问朝政的隆庆帝突然驾崩，10岁的万历皇帝继位。也正是在这一年，张居正在一系列的宫廷斗争中成为最后的赢家，成为内阁首辅。

正是在张居正主政十年，朝廷对内施行新政，进行税赋改革，使得“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对外重用戚继光抗倭，李成梁守北，殷正茂平定西南，“海寓肃清，四夷詟服。”使明朝重现生机。

万历十年，张居正积劳成疾，不久病逝。万历皇帝在张居正重病期间，曾号召全国为其祈福，在张居正去世后，更是“为之辍朝”，追封上国柱。但是仅仅4天后，万历皇帝突然换了一张面孔，下令将张居正抄家，“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亲眷“俱发戍烟瘴地”。不仅如此，刚刚下葬不久的张居正被“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如果不是群臣上书苦劝，被掘尸的张居正，怕是躲不过被死后被鞭尸这一劫。

祸害明朝百年的言官集团，不会放过张居正

“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这是李鸿章对明朝言官集团最中肯的评价。明朝的言官是一把双刃剑，他们毫无顾忌，也毫无底线。不论是严嵩还是魏忠贤这样的奸臣，又或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名将，都被言官弹劾过。纵观明朝将近300年的历史，很难找出一个没有被言官参过的大臣，张居正也不例外。

张居正死后第四天，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就借潘晟一案弹劾张居正，万历皇帝下令将张居正抄家，严查张家。其实这并不是言官们第一次将矛头对准张居正，早在万历五年，张居正为了刚刚步入正规的改革而放弃为去世的父母守制，就让言官集团彻底爆发，联名弹劾张居正“罪在不孝”。这次的风波让张居正差点栽了跟头，直到万历皇帝严诏“再及张居正夺情者，诛无赦”。事情虽然暂时平息，却为之后言官秋后算账埋下了导火索。

有实无名的摄政王，万历皇帝的仇恨根源

纪晓岚曾言“居正独持国柄，有威福自擅之罪”，张居正上位首辅时，万历皇帝年仅10岁，直到张居正去世，万历也才是刚刚20出头的少年。所以在李太后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全力支持下，张居正大权独揽，国家大事均由其决断。如果要做比较的话，那么张居正此时的权力和地位，与顺治朝摄政王多尔衮没有差别。

而就像顺治帝厌恶多尔衮一样，万历也不喜欢张居正。张居正作为首辅，有教导和指正皇帝之责，所以对年幼的万历非常严格。等到万历稍大，他也一直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自己没有实权，还必须时刻抑制自己本性，以免被老师张居正惩罚。对于皇帝来说，很难忍受在皇权之上还有其他权利的制约，哪怕是还未成年的万历。张居正权臣的身份，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就是引导仇恨的根源。

为皇权立威，惩办张居正是最简单的手段

万历皇帝执政后期怠于政事，甚至20年不上朝，导致朝政日益腐败。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万历亲征初期，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而对于一个年轻并且威望不足，却立志做一番事业的皇帝来说，为皇权立威就是首要任务。

而张居正既是横在万历面前最大阻碍，也是最好的契机。张居正辅政10年，威望“几乎震主”。所以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需要做两件事，一是减灭张居正的余威，二是树立自己的威信，而这两个目的可以通过一件事完成，那就是清算张居正。就像秦惠文王惩办商鞅，顺治对待多尔衮一样，张居正的结局，就是新君扫清朝廷旧梏，树立威望的必经之路。

直到天启二年，张居正才被天启皇帝复官复荫。但是正如黄仁宇所说的那样“世间已无张居正”，大明王朝最后一颗撑天的大树倒下后，就再也找不到一颗救命的稻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