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兴衰，经济状况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清末时，困扰最高统治者的也是财政问题，经济的崩溃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最终将大清王朝推向覆灭。

清政府的财政从《马关条约》签订后成为突出问题，从《辛丑条约》签订后则走向崩溃。4.5亿两的白银巨额赔款，分39年还清，本息一起总计为9.82亿两，折合每年则为2800多万两。这笔钱国库是拿不出来的，因此要向各省和海关摊派。

在此之前，各省已经负担庚子赔款和甲午以前的多项摊派，因此各省纷纷叫苦。1901年底，各省督抚、将军18人联名上书朝廷，请求减少摊派，认为此举是竭泽而渔，并将可能引发的问题作了一番详细的陈述。

对于各省的抱怨，朝廷不是不知道，但为了解决燃眉之急，除了向各省摊派以外，则别无他法。这个时期，朝廷的财政困难到了什么地步呢？我们不妨了解一下。

1903年岁入为1.0492亿两，岁出1.3492亿两，不敷0.3亿两；1908年岁入2.3480亿两，岁出2.37亿两；1911年的财政预算，岁出3.3865亿两，岁入2.9696亿两，不敷0.4169亿两。如此巨大的财政支出，不向地方摊派，从何而出呢？而地方也急需用款，地方行政费用的支出也很庞大。

清廷财政支出的一项大宗是军费，它包括编练新军、海军等费用，估计每年的开支为6000万两。按规定各省新军由各省负责，北洋六镇和海军经费则分摊各省。1909年着手重建海军，计划需要经费451.5万两，由各省分摊。

同时，举办新政也需要大量的经费，设巡警、办学校、实行地方自治、立保甲、清丈土地等等，每一项都要大量的开支，仅直隶一省，这些经费就需要600万两。为了解决这些款项，中央和地方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增加税收和加重税收。

田赋、盐课、厘金是三项大宗旧税，庚子以后，各地普遍加征税收，在原额之外，增加了30%。而且各省又巧立名目，增加的捐税多如牛毛，有糖捐、果捐、竹捐、牛捐、鱼捐、百货捐、土药捐、瞎子捐、庙捐等数百种。而且同一货物往往征收几种名目的捐税，百姓不堪重负。

为了开辟财源，清政府还想出其他一些办法，如开办印花税。倡办国民捐、捐纳、滥铸铜元、滥发纸币等，每个办法都只起到一时的效果，却造成严重的后果，最终都是胎死腹中，不得不停办。就以捐纳来说，由于清末官衔不值钱，很少有人问津，竟有十一二岁的孩子捐得州同衔的荒唐事。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清廷陷入财政危机不能自拔时，各省又频发自然灾害。1901年，15个省遭水灾、旱灾，其中以安徽水灾最重，有数百万灾民；1902年，9个省遭水灾、旱灾、瘟疫，“首尾年余之久，死人无算”；1904年，10个省遭水旱灾，其中四川最重，数十万民众受难。清王朝统治的最后10年间，连续7年遭受严重水灾，辛亥革命首义发生在湖北，与这里的严重自然灾害是不无关系的。

闹了灾荒，清政府总是要减免一些赋税，对于受灾严重的地区，也要搞点赈济，当然对于山穷水尽的清王朝来讲，这不过是点缀而已。1909年广东水灾，清政府拨款10万两，可就是这点微不足道的赈济款项，还被地方官吏层层侵吞，到了灾民手中仅有1.4万两。

灾难频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劳动力锐减，生产凋敝。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几年，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农业都出现了严重下降的趋势，除了个别省区外，一般夏收、秋收都在六成以下。

当然，生产凋敝并不都是灾害引起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严酷的封建剥削和严重的土地兼并才是更重要的原因。辛亥革命前夕，湖北一些地区，“农家有恒产者，不过百分之一二，余皆租种。”当大部分农民都失去自己土地的时候，他们也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了。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国家大事，历史证明，当农民无力从事、也没有兴趣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国家的经济也就崩溃了，也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