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左传·桓公六年》

避讳，西周已有，在中国古代属于文化方面的禁忌，主要分为避国讳、避家讳以及避圣人讳这三大类，自从它产生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封建时代，一切都属于皇帝，皇帝个人代表的就是整个国家，故而避国讳实际上指的就是避皇帝之讳。比如东汉第二个汉明帝，名叫刘庄，为了显示皇帝权威，天下所有庄姓之人都需改成“严”字。再比如康熙大帝玄烨，上呈的各类文书当中凡是遇到“玄”字，都必须以“元”代称。

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他的一生可以用“开挂”二字来形容，早年间为了生存，当过和尚、做过乞丐，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那一批，在反抗元朝统治的大潮之中，朱元璋抓住机会加入了起义军，凭借着自己的才能，一步步走上了领导者的地位，并带领天下农民推翻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登基之后，按照规矩他的名字民间是需要避讳的。可问题在于，他姓“朱”，与“猪”同音，难不成为了一个文化禁忌，明令禁止天下百姓皆不可吃猪？那不是恐怕会激起民愤，不利于他这个刚刚登基的新皇巩固政权。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给猪改名，猪不叫猪，而是叫做“彘”或“豕”。其实，这两个称呼在很久以前就有了，但没有“猪”这个称呼如此广泛，朱元璋此举就是将“猪”这个称号在明朝完全抹除，所以当我们查阅明朝史料之时，从头到尾不会有一个“猪”字。

避家讳，指的就是避父系祖先之讳。封建时代属于男权社会，父系亲属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死去的父系祖先，后人每年都要为其行祭奠之礼，一方面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则希望祖先能够保佑自己和家人。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的大文学家、大历史学家，其写的《史记》奠定了后世史书的基本概况，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司马迁同样遵守避讳一事，他的父亲名字当中有一个“谈”字，故而在司马迁的作品当中，“谈”字都被改成了“同”字。

李贺，唐代大诗人，他写的诗奇诡不已，人们给他起了个“诗鬼”的称号。同样，在避讳这一规矩较为完善的唐代，李贺也无法摆脱它的影响，甚至因为避讳而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我们知道，古人想要做官，就必须先经过官方统一举办的科举考试，如果通过了就会被授予“进士”的称号，意为可进授爵位之人。但是李贺这位大才子，从始至终都未曾参加科举考试，原因就是进士的“进”字于他的父亲李晋的“晋”字读音相同，李贺为了避父亲之讳名，甘愿放弃大好前途，可见避讳这一做法在古人心中是多么的重要。

避圣人讳很好理解，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刻意避开圣人的字眼。中国古代以儒学为正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虽然也有其它思想对儒学进行过冲击，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触及后者在文化方面的统治地位。所谓圣人，指的就是儒家学说创始者孔子。孔子名丘，在文化兴盛的宋朝，宋人们为了避其讳，是不会将“丘”字直接从口中说出来的。到了思想日益僵化的清朝，对避孔子之讳更加严重，从字面上来说，所有姓“丘”之人都必须改成“邱”字；从读音来说，连“丘”字叫法都得到了更改。

当然，除了上面介绍的三大类之外，还有其它避讳的地方。北宋有一名叫做田登的地方官员，此人嚣张跋扈，凡是与“登”字读音相同的字眼，都不允许从百姓口中说出来，否则就会对触犯者施以刑罚。

元宵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在每年正月十五的这一天，百姓们会在夜里点灯，它代表的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天登在任不久，第一个元宵节即将带来，他手下的官员们不敢在告示上写上“灯”字，只好将“灯”改成了“火”，于是放灯就变成了放火。当地很多不明白事情缘由的外地商人，看到这个地方将放火，纷纷离去，百姓们看到这一现状纷感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总而言之，避讳在传统文化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古人的有些做法虽显极端，但从根本上代表的是人对于人的一种尊重。

参考资料：《左传·桓公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