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七月，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嘉庆皇帝龙驭上宾，领了便当。

嘉庆皇帝其人，内心还是有点小骄傲的。

皇帝自认为比圣祖康熙宽仁，比世宗雍正勤勉，比高宗乾隆节约，自己处处比前辈们强，自己处处比列祖列宗们做得要多，但其治下的大清王朝可以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内有官员贪墨横行，外有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天灾人祸不绝，皇帝越努力反而越吃力，最后干脆躺平了，任由王朝颓败下去。

嘉庆皇帝的失败，其实本质上要归功于他平庸的性格。

皇帝仁慈，但正因为仁慈，百官才从不畏惧皇帝，导致各种贪墨横生，贪污腐败频发。

皇帝勤勉，但往往是一顿瞎忙，该做的事儿不去做，不该做的事儿干了一大堆。

皇帝节约，但节约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如果不能带动百官和万民，刮起一股廉洁节俭之风，那么皇帝的节约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变成了一种意义不大的个人行为。

二十五年，皇帝就在这种不断的疑惑和迷茫中度过，走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结。

清朝自雍正皇帝之后，普遍施行秘密立储制度，也就是说，皇帝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进行公开的选拔继承人的活动，也无需在大臣的监督和建议之下确立储君，皇帝立太子唯一的方式，就是在生前偷偷摸摸的留下遗诏，在遗诏上提前写好谁来接班，然后再把遗诏找个黑咕隆咚的地方藏起来，就算完事儿了。

而当一众大臣从黑咕隆咚的地方找出嘉庆皇帝的遗诏时，人们很快发现，老皇帝选定的继承人，是他的二儿子，爱新觉罗·旻宁，即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登基的时候，不过二十九岁，从皇帝这个职业来讲，还算比较年轻。

不过，虽然皇帝年轻，但朝廷里的大臣却基本都是嘉庆一朝留下的大臣，例如，军机大臣戴均元已经七十五岁，首席军机大臣托津也已经六十六岁，这样年过半年或者年逾古稀的大臣不在少数，嘉庆皇帝的能力本来就稀松平常，他治下的大臣们水平自然也高不到哪儿去。

戴均元和托津能力平平，但架子却摆得很大。

他们依仗自己是前朝重臣，经常倚老卖老，对年轻的道光皇帝并不完全臣服，皇帝让他们往东，他们非要往西，皇帝让他们吃苹果，他们非要吃梨。

虽然你是皇帝，但毕竟官场如职场，你初来乍到，我们这些老员工总归还是瞧不上你的。

君臣之间本来年龄差距就过大，容易产生代沟，结果大臣们还不太愿意听皇帝的摆布，这让初来乍到的道光皇帝十分恼火。

由是，道光皇帝登基仅十天，就把大清朝堂来了个大换血，把一干老臣纷纷辞退，转而开始栽培自己瞩意的人手。

新皇帝任用的第一位重臣，叫做曹振镛。

（曹振镛 形象）

曹振镛，字怿嘉，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

这位仁兄身家显赫，祖上是三国时期的魏武帝曹操，他的一整个从政时间更是长达五十三年。

乾隆年间中进士，因才学出众颇受乾隆皇帝喜爱，属于是朝廷的青年后备干部。

嘉庆年间职务得以提升，干过吏部尚书，并在这一时期步入内阁，成为了大清朝政的中心人物之一。

到了道光一朝，曹振镛的职务再升一级，直接当上了武英殿大学士兼任首席军机大臣，成为了道光皇帝的心腹重臣。

纵观这位仁兄一生之仕途，可以说是一马平川，一江春水，步步高升，无灾无难，顺风顺水，在官位上干到八十岁才退休，有清以来，当官当到他这个份上的，可以说是独一份。

诚然，当官这么有“水平”，曹振镛是有他自己的窍门的。

而他的窍门，就是他十分懂得混日子。

为官者，简单概括，可以分为两种：优官和劣官。

优官者，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进取的姿态，他们往往积极外向，乐于参与朝政，一门心思放在报效国家，分担君忧上，所以他们在政治环境中十分活跃，经常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并且常有忧国忧民的倾向，明之于谦，海瑞都在此列。

劣官者，则背离了考取功名，治国为民平天下的初衷，为官一任的所有行动和目标，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王朝的发展如何，他们管不着，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如何，他们不关心，他们唯一在乎的，就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官位，自己的职务，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诸如清之和珅，便是最好的例子。

（朝堂）

然而首席军机大臣曹振镛早已经摆脱了优劣之比，转而开发出了一套独属于自己的为官之道，那就是既不优，也不劣，而时刻处于中庸之道。

曹大人为官五十二年，不拉帮结派，不党同伐异，不打压同僚，更没有一次贪污受贿的记录。

对于皇帝交办的工作，诸如改革盐政，监督学政，曹振镛从不敷衍，更不马虎，总是尽心尽力地完成，他本人性情温良谦虚，更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曾经参加《四库全书》编撰工作的大才子潘世恩便是曹振镛的门生，受他影响极深。

不过，虽然在人品道德以及日常工作中没有纰漏，但曹振镛同志在政坛上也闹不出什么太大的响动。

道光皇帝和他的父亲嘉庆一样，是一个喜好崇古而不爱进取的帝王。

皇帝害怕改变，更害怕因为改变而承担责任，所以帝王一生只能守旧而绝少建树，祖制怎么来，大家就怎么办，祖辈父辈是怎么做的，自己就来一波谈不上拙劣但却十分蹩脚的模仿。

皇帝如此笨拙，大臣们就算想要抖抖机灵，也得考虑考虑会不会因此惹恼了皇帝。

皇帝不着急，太监可以急，但大臣不能着急。

所以，曹振镛同志主理朝政时，通常只会奉行一个原则，那就是“多磕头，少说话”。

老曹上朝的时候，通常是一言不发，皇帝让他说话，他才肯说话，皇帝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那他是怎么知道皇帝想让他说什么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要在平常的时间里尽可能的揣摩圣意，尽可能的了解皇帝。

只要能了解皇帝，那么在“皇帝说什么都是金玉良言，皇帝做什么都是绝对正确”的前提下，为臣者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别管皇帝怎么样，磕头就完事儿了。

曹振镛是百官之首，他这么一整，往往上行下效，底下的大臣们也跟着学会了，百官们不再思考如何在其位谋其职，也不再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只要一有时间，就是四个字——揣摩圣意，说道光皇帝爱听的，干道光皇帝爱干的，乃至于这股不正之风发展到后期，朝臣的禀告和奏折往往是“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意思是为了不惹怒皇帝，不受责罚，往往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对皇帝的态度则只剩下两种，一来欺瞒，二来敷衍。

（穆彰阿 形象）

混子曹振镛之后，另外一位掌握大权的大臣，是满人郭佳·穆彰阿。

关于穆彰阿，清人汪士铎评价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意思是说这位仁兄大概二十年左右，也是个十分重视人才，提携后辈的人物，虽然有时候也搞搞贪污，但都是小贪小贿，十块八块的，影响不大，而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对皇帝吹嘘拍马，对灾事祸事瞒而不报，从而给皇帝营造出太平盛世的假象。

鸦片战争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迎来了失败，但道光皇帝却毫不知情，战场上的将领们更是瞒报败绩，结果本应承担战败责任的清廷指挥官奕山居然被皇帝重重封赏了一顿，还赏了顶白玉翎带。

外部冲击瞒而不报，内部忧患皇帝更是两眼一抹黑，一问三不知，洪秀全同志在广西金田起义已经好几个月，地方官员不仅不处理，反而相互隐讳，一封折子也没往朝廷里送过。

瞒吧！瞒吧！你们就瞒吧！

瞒着内忧外患，瞒着社会矛盾，瞒着不让这一切上达天听，瞒着不让这一切公之于众。

骗吧！骗吧！你们就骗吧！

骗别人，骗自己，骗皇帝，到最后岂不知，骗来骗去，上当受骗的只会是自己？

而我们可怜的道光皇帝，就在一群官员们前赴后继，天花乱坠的欺骗里，度过了自己风轻云淡的一生。

当然了，风轻云淡，是皇帝自以为的，因为就算他是两千多年封建帝制时代中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南京条约），但在紫禁城的烟波浩渺，落日熔金，在这庞大而巍峨的宫殿的帝国余晖中，道光皇帝还是感觉到了无比的平静和安宁。

因为说到底，道光虽然是皇帝，但他不是神灵，也不是真龙，而只不过是一个在大时代洪流之下的普通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