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当时，统一是暂时的，分裂是主旋律。

而制度的根子，却决定了统一是另一个更大的主旋律。

所以，南北朝最终统一于隋唐，而之后的分裂时间则越来越短。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是主旋律。

五代十国这个分裂期，也就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

两宋也有一段分裂期，但主要是因为文明竞争。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中原和草原的矛盾。只要这个矛盾被解决了，中华帝国将会迎来一波更广范围的统一。

所以，我们可以说秦灭六国以后，基本上奠定了统一的格局。

但这个转变，需要秦汉两个朝代来完成。先是中原统一，再是中原和草原竞争融合，最后是中原和草原走向统一。而关键是这个中原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一帆风顺。

促成格局转变的，主要是制度。

秦朝的超前制度设计，已经颇为接近现代国家。而大秦帝国之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穿越”的制度无法适应当时的民情。

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认为：

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

正是因为这个制度内核的存在，所以中国才能一直维续统一的存在。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指出：

应当按贡献对它们分级。依我看，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

虽然都是缺一不可的，但民情、法制与自然环境还是可以按照贡献大小实施排序的。类比托克维尔的这个排序，我们不禁要问：统一的民情呢？毕竟在美国的民主中，民情是最大的因素。

汉帝国以《春秋公羊传》为经典依据，实施了成功的意识形态工作。可以说，汉朝人奠定了这个民情基础。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民情、法制和自然环境并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制度，也可以塑造民情。

官僚制促成了政治精英与文化经营的合谋；编户齐民从根子上瓦解了贵族或部族传统；服务于皇帝主权的正统观念，也让大一统成为强盛王朝的标配。于是，统一不仅是价值问题，而且是立场问题。一旦进入到立场问题，民情也就成行了。

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战国的竞争形势，促成了紧密耦合的连锁结构。那么，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尤其重要。这一块骨牌，就是制度。中央集权的制度基础，成为传统中国的路径依赖。任凭朝代如何变迁，皇帝一直有、官僚一直有，百代皆行秦政法。

那么，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如何被推倒的？也就是说中央集权的制度是怎么确立的？

楚汉争霸以后，摆在刘邦面前的，就两条路：一个是西周分封、一个是秦朝郡县。

这时候，刘邦会怎么选？

选西周分封，不是不可以。项羽是真心实意要分封的。但是，然后呢？

四年前还是楚霸王，四年后就是楚霸亡。于是，分封这条路，虽然不能证明是死胡同，却能证明可以死。

楚鉴不远，刘邦不会一猛子扎进分封这条路。

西周分封可能不行，那就选择秦朝郡县。

但，问题是“天下苦秦久矣”。无论是陈涉、吴广，还是刘邦、项羽，这些人都是要亡秦政、兴楚政的。

所以，走郡县这条路，也一定能让刘邦走出认知失调来。

而现实的问题，更严重。

始皇帝能够郡县天下，而刘邦却根本没有郡县天下的能力。韩信的楚国、英布的淮南国、彭越的梁国，刘邦连一个县令都任命不了。

那怎么办？

顶层设计走不通，智慧则只能来自基层。

秦地早已秦法，那就郡县秦地；六国因俗而就，那就分封山东。所以，刘邦建立的西汉，实行了郡国并行制。

但这个郡国并行制，不是顶层设计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基层的智慧，而是形势所逼的不得已。通俗点儿说，就是：大家谁也别闹，咱们凑活着过日子，就行了。

所以，郡国并行制，并不是西汉帝国的主观意志。那西汉的主观意志是什么？简单说，代秦而立的汉朝和刘邦，到底要设计一套什么样的国家制度？

西汉不知道、刘邦也不知道。

传统国家是君主主权，所以皇帝刘邦的主观意志就是西汉帝国的主观意志。那么，刘邦的主观意志是什么？

一团浆糊。

人的大脑是个多元政体；刘邦也是人；所以刘邦的大脑也是个多元政体。

在多元政体中，到底听谁的？答案需要涌现出来。因为大脑可以多元，但表达必须一元。但垓下之战后，刘邦却表达不出他的一元。

是郡县还是分封，刘邦不知道。但，刘邦的人生履历以及后面的历史，逐渐帮助刘邦下了决心。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刘邦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做皇帝。原因是始皇帝够威风，刘邦的这个大丈夫，就要“当如此也”。

情绪可以成为立场，因为情绪是一个不讲理的出发点。选A、选B还是选C，不知道，那就都选C。芸芸众生是不是都选C，不重要。但是，被推到历史浪尖上的刘邦，却可以让都选C很重要。

因此，垓下之战后，刘邦居然汜水称帝了。

始皇帝称皇帝，那我也称皇帝。从现在看、从历史看，造反称皇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从当时看，刘邦称皇帝，显得很突兀。

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皇帝，第一个是始皇帝、第二个是秦二世。刘邦造了秦朝的反，却用了秦朝的名，这完全是个鬼逻辑。不称皇帝，还能称啥？看项羽就行了。

项羽灭秦，称霸王。霸王的这个霸，不是霸权主义的霸，而是春秋五霸的霸。这两个霸，有区别吗？

换一个写法，就有区别了。春秋五霸，完全可以写成春秋五伯。“王致伯（bà）于秦”，意思是周显王把“伯”的身份授予了秦孝公。这个“伯”，读曰霸，之后也就逐渐成了霸主的霸，而当时的意思是诸侯之首。

所以，项羽灭秦之后，他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是诸侯之首，是春秋的霸主，是齐桓公、晋文公。项羽是贵族后裔。这就决定了他的保守倾向。皇帝，是激进；霸王，是保守。所以，项羽不称皇帝，而称霸王。

刘邦呢？虽然他比项羽年长，却因为是平民出身，所以他没有历史的包袱。于是，一上来，就可以认同始皇帝的激进，“大丈夫当如此也”。对于皇帝、对于始皇帝，甚至对于秦法秦政，刘邦没有抵触心理。

刘邦和项羽，对待秦法秦政的态度，就是两种不同的蝴蝶效应。原初条件的微小变化，在紧密耦合的复杂系统中，会演变出完全不同的历史风云。

楚汉争霸，表面上看是：以关中形胜携巴蜀财富的刘邦，复制了一遍秦战国的统一模式。而本质上则是：秦制对楚制或对六国之制的又一次胜利。

刘邦还定三秦之前，以韩信为大将军，在汉中进行了一次军制改革，即“申军法”。所谓“申军法”，实际是用秦朝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打造了一支新汉军。

在楚汉争霸过程中，刘邦的关中根据地，基本上原样复制了秦法秦制。于是，刘邦集团能够动员的人力物力，对于项羽集团是碾压级的存在。地盘大小、人口多少，很重要；而组合方式及其形成的效率，或许更重要。

所以，楚汉争霸的胜利，对刘邦的主观意志又进行了一波强化。秦法秦制，完全可以吊打天下。除了皇帝名号，秦法秦制也就在刘邦的心里种了草。

但是，刘邦还在犹豫。

在“大丈夫当如此也”之前，刘邦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

刘邦也曾仗剑走天涯，他的少年志向是做信陵君的一名门客。但是，秦灭魏，导致门客之路成了死路。然而，信陵君，也在刘邦的心里种了草。所以，刘邦称帝之后，才会奉祠信陵君。

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因此，你要说刘邦一下子就能彻底抛弃分封、拥抱郡县，也难以成立。一切来自传承。传承种的草，是历史的疤痕，总是挥之不去的。

而接下来的事情或形势，就逼着刘邦向秦法秦制的路上大踏步迈进了。

刘邦要为自己的大汉王朝选择首都的位置。刘邦喜欢洛阳，想要洛阳定都。实际上，刘邦是想做周天子。霸王，诸侯之长，没啥意思，要做就做皇帝。郡县集权是皇帝，诸侯分封就是天子。天子跟皇帝，对于刘邦来说，都有吸引力。

要做天子，那就定都洛阳。洛阳，不仅是天下中心，而且还是王气所在。

高祖欲长都洛阳，齐人刘敬说，乃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

这就是形势比人强。此时天下，依旧强敌环伺。韩信、彭越、英布，随便拉出一个，都可能把刘邦打回原形。所以，生存比理想更重要、安全比王气更重要。

于是，在娄敬、张良一番游说后，刘邦想也不想了，立即跑步向西、定都关中。

在定都关中之时，西汉帝国也打起了内战，即汉平异姓诸侯王之战。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统一战争，第一次是秦灭立国；第二次是楚汉争霸；第三次就是汉平异姓诸侯王之战。

等打完这一仗，刘邦和大汉帝国再也不犹豫了，也没法再犹豫了。只要能力所及，那就必须郡县，实际则是全盘恢复秦法秦制的中央集权。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刘邦入关，可是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的，“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之外的全部秦法，都是前朝余孽，必须废掉。

但刘邦的儿子、汉惠帝，为什么还要再废秦法“挟书律”？所以，只能是刘邦重新恢复了秦法秦政，大汉帝国一律照抄大秦帝国，能抄的一定抄、不能抄的努力抄。甚至，连秦朝的历法、五行、服色，也照抄不误。

不能抄的努力抄，到底什么是不能抄的？那就是分封制。如果郡县太急，那么汉帝国就是另外一个秦帝国。因为秦朝的制度太超前。

所以，山东六国仍旧是因俗而治，但诸侯王必须是刘氏的兄弟子侄，即“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立即郡县天下。郡县制，一蹴而就。而汉帝国呢？一直折腾到汉景帝，收拾服了同姓诸侯王，郡县制才算确立起来。最后，彻底完成，则要等到汉武帝，不仅要干废诸侯王而且要干没诸侯王。

所以，天下有了一个消化的时间，逐渐知道皇帝是个什么东西、郡县是个什么概念。陌生是恐惧，恐惧则拒绝。熟悉是亲切，亲切则会接受。西汉王朝的郡县制，就是这样一个发展逻辑。

只要郡县制确立了，那接下来的中国也就很难再次分裂了。郡县制就是中央集权制，因为它一定要配套官僚制和文书行政。到这个时候，秦战国种的草，已然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了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

秦法秦政，是好也罢、是坏也罢，都成了历史的选择。即便是到了现代，中国也很难走向松散的联邦制，而只能是统一的集权制。

中央集权制以及由此逐渐强化的意识形态民情，确保了中国历史始终在统一的大趋势中不断前行。

所以，秦灭六国以后，中原王朝一直是统一的，而很难再分裂。其中分裂阶段，往往不是中原内部的问题，而是来自与草原的竞争。而中央集权在驯服中原的同时，也驯服了草原。最终，草原也被纳入到了这个历史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