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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开创的王朝，是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也是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他当得起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此外，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其在位期间，曾用年号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

《汉书》评叙刘彻“雄才大略”。

《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

在他登基之初，汉武帝继续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持法家，道家等各家学说的读书人，均受排斥。

武帝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不学习其他各家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但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只是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即所谓的“儒表法里”。

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在一系列的政策下，汉朝的政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而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文治后就是武功了。所以，在刘彻继位后，他先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来彻底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而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前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汉武帝果断地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匈奴。这次用兵，汉武帝分派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直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治代县，今山西大同、河北蔚县一带）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将领各率一万骑兵。卫青首次出征，直捣龙城（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地方）。汉武帝看到只有卫青胜利凯旋，非常赏识，加封关内侯。

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的秋天，匈奴骑兵大举南下，先攻破辽西，杀死辽西太守，又打败渔阳守将韩安国，劫掠百姓两千多人。汉武帝派李广镇守右北平（今辽宁省凌源西南），匈奴兵则避开李广，而从雁门关入塞，进攻汉朝北部边郡。汉武帝又派卫青出征，并派李息从代郡出兵，从背后袭击匈奴。卫青率三万骑兵，长驱而进，赶往前线。卫青本人身先士卒，将士们更是奋勇争先。斩杀、俘获敌人数千名，匈奴大败而逃。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匈奴集结大量兵力，进攻上谷、渔阳。武帝派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黄河河套地区）。这是西汉对匈奴的第一次大战役。卫青率领四万大军从云中出发，西绕到匈奴军的后方，迅速攻占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卫青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县西，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匈奴白羊王、楼烦王见势不妙，仓惶率兵逃走。汉军活捉敌兵数千人，夺取牲畜一百多万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因为这一带水草肥美，形势险要，汉武帝在此修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设置朔方郡、五原郡，从内地迁徙十万人到那里定居，还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匈奴不甘心在河南地的失败，所以在几年内多次出兵，但都被汉军挡了回去。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春，汉武帝命卫青率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发；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都受卫青的节制，率兵从朔方出发；李息、张次公率兵由右北平出发。匈奴右贤王认为汉军离得很远，一时不可能来到，就放松了警惕。卫青率大军急行军六、七百里，趁着黑夜包围了右贤王的营帐。武帝接到战报，喜出望外，派特使捧着印信，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所有将领归他指挥。卫青的三个儿子都还在襁褓之中，也被汉武帝封为列侯。卫青非常谦虚，坚决推辞说：“微臣有幸待罪军中，仰仗陛下的神灵，使得我军获得胜利，这全是将士们拚死奋战的功劳。陛下已加封了我的食邑，我的儿子年纪尚幼，毫无功劳，陛下却分割土地，封他们为侯。

经过几次打击，匈奴依然猖獗。入代地，攻雁门，劫掠定襄（今山西省定襄）、上郡（今陕西绥德县东南）。元朔六年（公元前124年）二月，汉武帝又命卫青攻打匈奴。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信为前将军，苏建为右将军，李广为后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分领六路大军，统归大将军卫青指挥，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灭匈奴军数千名。这次战役中，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率800精骑首次参战，夺取了河套地区。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武帝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人心中，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非明君作为。

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就是这样一位视人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爱才、惜才。

汉武帝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

能识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表扬、批评兼而有之：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