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十全武功虽然有吹的成分，但比起朱老四的“五征蒙古”那是牛得多。

朱棣所谓的五征蒙古听起来十分威风，且声势浩大，但并不能算是成功的军事行动。我们评价一场军事行动，首要标准即目的是否达到，再看完成目标的效能与效率。朱棣五征蒙古的意图是完全肃清北方草原的威胁，消灭蒙古势力，至少也要让蒙古永远不敢和明朝为敌。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蒙古并未被完全消灭，而是退回北方，重新整顿，时刻准备南下复国。因此，明朝初年蒙古屡次南下侵扰边境，与明军各有胜负。直到大将军蓝玉北伐后，蒙古方才元气大伤，暂时无力为患，但明朝并未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后来朱棣篡位，将北方精锐投入内战致使边境地区兵力空虚，蒙古再次活跃，不得已朱棣将都城迁到北京，以改善北方边防情况。迁都过程与五次北征交错进行。北征中朱棣以北平为基地，不断完善北平基础设施，为定都打下基础。

朱棣五次北征，真正有作用的是前两次。五次北征前，朱棣并没有十分重视蒙古，仅派丘福率领十万大军前往征讨，结果丘福大意了，没有闪，被蒙古全歼。朱棣见势不妙只好亲自出马。初次北征，朱棣怀着对蒙古的愤恨狠狠地教训了北元“皇帝”本雅失里和太师阿鲁台，“甲戌，闻本雅失里西奔，遂渡饮马河追之。己卯，及于斡难河，大败之，本雅失里以七骑遁。”“六月甲辰，阿鲁台伪降，命诸将严阵以待，果悉众来犯。帝自将精骑迎击。大败之，追北百余里。丁未，又败之。己酉，班师。”这一仗相当解气。后来鞑靼老实了一段时间，瓦剌部又开始作妖，朱棣便出手教训了瓦剌，战果颇丰，“六月甲辰，刘江遇瓦剌兵，战于康哈里孩，败之。戊申，次忽兰忽失温，马哈木帅众来犯，大败之，追至土剌河，马哈木宵遁”。瓦剌也老实了。

但此之后的三次北征，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成果，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因为蒙古人学聪明了，既然正面打不过，那就利用对地理环境的熟悉和自身的机动性和明朝人玩游击战，让明军找不着他们。等到粮草耗尽明朝自然退兵。所以，后三次的“战果”听起来很虚，虽然史书记载朱棣的武装游行极大地震撼了阿鲁台，但对鞑靼的实力并未造成实质性伤害，这也给了鞑靼做大的机会。明朝支撑起一次北伐所动用的资源十分惊人，以二次北征为例，“辛丑，发山东、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十五万，运粮赴宣府”，动静属实大，耗费民力也属实惊人。所以，五次北征之后，明朝的家底几乎被透支干净了，朱瞻基后来不得不采取全面收缩的战略来恢复国力。

朱棣最后一次北征结束二十多年后，便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蒙古给了明朝当头一棒。自此，明王朝的上升过程被打断。可以说，五次北征不仅没有实现战略目的，反而徒增自身的消耗，变相养大了蒙古，实在是臭棋一招。

乾隆的“十全武功”，虽说也是消耗巨大，甚至乾隆本人晚年也做出了反省，但不可否认他的目的都达到了。西北彻底消灭了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直接建立并巩固了对新疆的统治。这也标志着盛唐结束前年之后，新疆再一次归入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中。大小金川之战，虽然耗费巨大，但终归拿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极大地削弱了当地土司的势力，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对缅甸作战，清军在军事上落了下风，但缅甸慑于清朝国力不敢继续干涉内政，为西南边境带来了将近百年的和平。

用管理学的角度来讲，乾隆“十全武功”的战略目标几乎全部实现，但效能和效率相对低一些。相比朱棣不仅没有达成目标，反而把自己搭进去这种尴尬局面，乾隆的“十全武功”名不虚传。而长远来看，乾隆这些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上直接造福了当代，如从法理上奠定了对西北地区的主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扩张全球后），减轻了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难度，增强了西南地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棣的五征蒙古和乾隆的十全武功比较，算得上是碰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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