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保初：寂寥成独笑，孤鸿又叫秋

说起“清末四公子”，除了大名鼎鼎的谭嗣同外，其他三位为谁，怕几无人知，当然，那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的陈三立，也许诗歌爱好者有些是知道的，然而更多的人是通过他儿子，顺带识得他的，因为他儿子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就知名度来说，后三位同谭嗣同相较，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就如同“民国四公子”一样，大家只认得张学良外，其他都是些业内人士所看重，如果按对中国的影响力抑或是经济实力来看，张大公子怕是那些人再捆上三百个，也是不能同其相比的。

“清末四公子”中，还有两位是吴保初和丁惠康，他们都是朝廷重臣的后代，又恰逢中西交撞，处新旧过渡的大变革年代，在立场上属于晚清太子党，相似的身世及对世界大致相同的认知，使得人们将其合称为“清末四公子”。

其实，如果这四大公子“拼爹”的话，吴保初应该同其他三位不是一个层级，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湖北巡抚，陈三立的老爸陈宝箴湖南巡抚，而丁惠康的爹丁日昌是福建巡抚，都是封疆大吏，且都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而吴保初的父亲吴长庆仅是一提督衔的悍将。

不过，可别小瞧这吴长庆，他可是当年随其父一起办团练，同太平军血战起家，从死人堆中打拼出来的淮军将领，曾大败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并剿灭捻军，所带“庆字营”是李鸿章的老班底。

特别是甲午战前，他率庆军六营入朝鲜戡定“壬午兵变”，以此而为世所重，期间，收留并培育了一个对中国近代史有着重要影响的大人物，这人名叫袁世凯。

由此可见，虽然吴长庆未能列封疆大臣之列，却也是个风云人物，而吴保初的人脉有许多便是吴长庆给铺就的，所以，就“拼爹”而言，吴保初是不输与其他三位的。

吴长庆虽是武人，却好读书，爱人才，时称儒将，他不但对袁世凯有培育和提携之功，而且后来的状元实业家张謇，从无名之时便受益于吴门下，后来张謇做了很长时间吴长庆的幕僚，也同吴保初建立了数十年的友谊。

吴保初，字彦复，号君遂，安徽庐江人，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蒙父荫授主事职，支持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曾亡命日本，回国后依然初心不改，为各项重大事件之幕后推手，后因病南归上海，1913年春逝世，年44岁，葬上海静安寺侧。

吴保初自幼生长在军营，属于“大院”中长大的孩子，形貌英俊，性情慷慨，因其父为儒将，极为重视文士，他与父亲周围的文人交谊多多，所以，在吴保初身上有着很浓厚的文人气息，反倒是父亲神武的遗传基因继承得不多。

然而，虽然吴保初与张謇交谊很深，但张状元却并非他的老师，也许是张謇只大吴公子十几岁，在声名等各方面还不足以能压得住吴保初的缘故吧，至于那状元的头衔也是后来之事了。

吴宝初的老师名爱新觉罗宝廷，这也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奇葩人物，是“文功武烈耀史册，祖宗累代流芬芳”的和硕郑亲王济尓哈朗之直系后裔，正宗的皇帝室宗亲，号称“近三百年满族第一诗人”，大有同“满清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匹敌之势。

我是没有读过宝廷作品的，但却记得他的一首诗中“侍郎今已婿渔家”的句子，说的是他任乡试考官时，在途中纳一船家女为妾的香艳故事，而且，他还以此为由，自己向朝廷弹劾自己，这恐怕是历史上空前绝后之事了，不过，我觉得他有“自污”的嫌疑。

记得有一次吴保初穷困潦倒之际，向袁世凯“借钱”，袁问道：“用钱何为”，吴保初答道：“准备和情人一起开一家伎馆”，这一看就是戏谑之词，其中是否有乃师之遗风也未可知；不过，五千两银子到手，也不虚此行了。

作为清末之时的“公子”，既要风度翩翩又要文采过人，家底殷实，门第高贵，舞文弄墨，吟诗作画，这些都是必备的，绝非《水浒传》中那抢林冲老婆的高衙内相比，亦非一般的公子哥儿能为之，从文人的角度来说，吴保初可谓是正宗的“公子”级别之人物。

当他任主事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慧眼识得梁启超，当年一文不名的年方24岁，吴保初便察觉到梁启超是个有贾谊之才的绝顶高人，遂向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的极力推荐，言称其“奇才淑质，独出冠时；综贯百家，凌跞一代。”

他介绍梁启超进入自己创办的自强书局，梁利用书局这一阵地，发表了许多鼓吹变法维新的文章，并逐步走向政坛；可以说，梁启超后来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吴保初出力甚多。

吴保初扬名天下的之事，是上书朝廷不成后辞官之举，时值甲午战败，变法浪潮汹涌，他写《陈时事疏》，痛陈国之敝端，述强国之策，“以亡国之说，告之于皇上”，冀以“怵危亡”而“谋富强”，拯国家以水火。

惜吴保初官当得并不大，仅一六品刑部主事，也就是司法部的一位处级干部，无权直接上奏，遂请他的顶头上司，当时的刑部尚书刚毅代呈，可那刚大人一看这言辞激烈的愤书，如何敢造次，便泥牛入海地压了下来。

继而他又上《请还政疏》，其中心内容是请求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这样话当时能有几人敢言？也就这家国情怀且心高气傲的吴保初披沥直陈了，所以时人评为“辞旨切直，当路忌之。”

于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愤而辞官，南下上海，时人有诗赞曰：“以行得官以言去，古人如此亦堂堂”。

心不甘，借着当时勃兴的办报热潮，在上海的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他的奏议全文，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名震天下，一时风光无两。

圣朝不杀士，尼父吊三仁；

西市诸君子，东林旧党人；

涓涓流碧血，扰扰窜黄巾；

未必逢天怒，阴霾黯紫宸。

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吴保初愤而所作的《哭六君子》诗“为亡人讼冤”，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变法的失败和仁人志士惨遭杀戮，这给吴保初内心带来是切肤之痛。

与康、梁一样，吴保初也是竭力鼓吹维新变法的斗士，他在国政不纲，外侮交至，民族灾难深重之时，欲行变法来拯救国家，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光绪皇帝身上，视慈禧及一切阻碍新法的保守势力为敌，与康、梁不同，这一时期的吴保初，是变法的幕后推手。

作为保皇党的干将，他利用自己的人脉，不管在高潮之时，还是低谷之际，都竭力为之，他曾给大他10岁，与他有兄弟之谊的袁世凯写信，劝其“行桓文之事”，旨在借助袁大头之力，将老佛爷赶下台去，恢复光绪帝的权利。

但是，想那袁世凯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早已将时局看了个透彻，心中自有小九九，只礼貌性地作了敷衍，并赠以重金以示不忘旧情，这让吴保初很是失望，斥而不受。

万顷云涛立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闲，

舟人那识伤心地，遥指前程是马关。

这首《乙巳游日本绝句》，是他为避清廷迫害逃往日本时所作，虽说标题的“游”字看似很轻松，其实，作者内心的伤痛是很沉重的，船近马关，想起那被迫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勾起他无限感伤，于是他赋诗寄慨，忧伤国事，这首诗也是吴保初爱国之情的体现，也是他们那一代有志之士发自内心的感叹。

虽说吴保初的底色是保皇，但他既维新又革命，与各方人士都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也是个热心之人，为朋友两肋插刀，《苏报》案中，革命党人章太炎入狱，他上下奔走，全力营救，章太炎得以出狱，吴氏出力为最，所以，即使革命党也视他为朋友。

这从吴保初的诗中也能看得出来，他的诗集名为《北山楼集》，我没有认真看完，但从标题的名称中却也吓了一跳，这同他唱和之人不仅多多，而且俱是当年大佬级的人物。

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李鸿章、张之洞这样一等一的人物自不可少，其他如张謇、文廷式、章太炎、郑孝胥、陈三立等等也是一抓一大把，当然，也少不了他的女婿章士钊，这些可都是当时文化界和政坛上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甚至还有不少如吴昌硕这样的书画界名宿及外国友人。

这其中比较扎眼的是郑孝胥，作为大清遗老，后来是溥仪伪满洲国的始作俑者和倚重之人，也是和陈三立一起，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

有趣的是，章太炎和康有为是老冤家，一为维新党魁，一为革命党人，康有为60大寿时，章太炎送贺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惊艳全国，但是这眼高于顶的俩人又都是吴保初的挚友。

在吴公子去世后，康有为作地下墓志，章太炎作地上墓表，二人真诚地合作了一回，而书则是由大名士沈增值所为，吴保初可谓极一时之荣了，由此亦可见吴保初的人缘，绝非常人可匹。

君居扶海垞，我住北山楼；

洒泪一相别，孤鸿又叫秋；

寂寥成独笑，怆恻忆同游；

欲问临渊意，持竿下直钩。

这是他与张謇的唱和之作，名为《寄张季直》，此时的他已挂冠南归，如秋水中的孤鸿之鸣秋；但亦还思念友人，忧虑其前程，虽有临渊羡鱼之情，但诗中流露出的真情还让人感叹不已。

说实话，吴大公子诗歌的水平，如果与同为“四公子”的陈三立相比，差得就不是一星半点了，最多与谭嗣同持平。

多说一句，谭的那首著名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经过梁启超修饰过的，原句为：“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经过一系列的热血入世，收获的却是一地鸡毛，后来的吴保初渐渐淡出政坛，醉心收藏，尤以收藏昌化石和古钱币著称于世，他藏名砚，善篆刻，好书法，喜美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们印象中的公子哥了。

要想潇洒，要想收藏，钱是底气，没有银子是万万不能的，他老爸吴长庆是个廉洁之人，没留给他什么家产，倒是他母亲出身大户人家，陪奁丰实异常，他南下后，凭着这殷实的家底，倒也能潇洒一阵。

可吴保初是个极爱面子又洒脱之人，对乡里之人是有求必应，于是，捐资办学设义塾，施舍贫困广为善，花钱如流水，这一来二去的，不多时日，便呈囊中羞涩之状。

加上他极喜交际，日日高朋聚会，酒肉相待，有一文钱也倾囊而出，生怕怠慢了朋友，一如光绪帝瑾妃和珍妃的老师文廷式赠诗所言，“朝衣典尽天方雪，宝剑鸣时气欲秋”，沪上孟尝之风，唯吴公子独得。

作为那个时代的公子，出入欢场自是寻常之事，他一生风流，有多位侍妾，红颜知己也很是不少，韵事风闻多多，他对此也不忌讳，与友人时常谈及，诗作中亦有不少相关作品，从中也能看出，他并不是一个视女性为玩物的纨绔子弟，对这些女性还是很尊重的，是多情公子的本色出演。

不过，后来的他虽赢得“将门如汝最风流”的声名，但却也渐渐地为生计发开愁了，而那些酒肉朋友们，能有几人靠得住，一旦见他底气不足之时，便也渐次地冷淡了起来，倒是他的老朋友袁世凯不忘旧情，经常地施以援手，帮其度过难关。

吴保初同袁世凯的关系有点微妙，以前是好朋友，后来吴寄希望于袁世凯能助力保皇维新无果后，这关系便渐行渐远，几不往来，但在经济上，在很大程度上又需要袁世凯的资助。

局促莫如鸟被囚，横流无计释幽忧。

丈夫饿死寻常事，何必千金卖自由。

这是他写的诗，表面上看还是很硬气的，但实际上，银子是白的，眼珠儿是黑的，贫困之时，谁又能同白花花的银子过不去呢？于是，吴保初又傲气，又低头，这半推半就，“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场景延续，双方就一直这样心知肚明地上演着。

及至后来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这让作为以大清遗老自居的吴保初情何以堪，他便与袁世凯再不来往，从此闭门不出，谢绝了所有社交活动，整日愀然不乐，加上中风失语，手足偏废，卧床不起，两年后便撒手西归。

观吴保初的一生，仰父辈之雄风，青年才俊，倜傥不羁，文采风流，笃于友朋，不避危难；及入仕，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振朝衣，掼酒坛，亦是豪杰之气象，然时运乖促，志不获骋，遂作沪下公子，高阳酒徒，淡泊名利，捐田千亩，典衣留客，虽得赢声名，终一事无成，慨然长叹。

“心死已多年，地北天南终郁郁；魂归今何处，嫣红姹紫太匆匆。”这是他去世后友人所作之挽联，灯酒繁华，终如过眼云烟，但如果细品吴保初的一生，你便会了解到那一代人中龙凤中所特有的气质，也能够触摸到一个曾经的血性男儿，在风云激荡之时跳动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