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朝时期，举人大挑制度在订立过程中，经历了哪些改变？乾隆十七年则定为分省试用。为何会有这一变化？笔者推测，可能与拣发例的恢复有关。

雍正年间开启拣发之例后，各省踊跃试行，但为数过多，拣发过频，给铨选秩序造成不小的冲击。乾隆帝登基后，立即下令除云、贵、川、广等远省，其余省份均停止拣发。

乾隆十年（1745年）以后，经各省督抚奏请，才陆续解禁。所以说，乾隆十七年谕令拣选举人以知县试用，当是将先前分省试用例与此后复行之拣发例糅合在一起了。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四月，因逢皇太后七旬万寿，高宗谕曰：“本年恭遇皇太后七旬万寿，敷天同庆，特开万寿恩科，所有未经入彀举子，应照前例，一体加恩。”

即仿照乾隆十七年之做法，“按其科分、名次先后为序，派出大臣，详慎简选，择其年力壮盛、可以及时录用者，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带领引见，分别以知县试用、教职铨补”。

一、仕途壅滞的局面

这是第二次试行拣选新例，进一步强化了分发、试用、铨选的制度设计理念。即便如此，仕途壅滞的局面依然没有多大改观。

因为“每科中额一千二百九十名，统十年而计，加以恩科，则多至五千余人。而十年中所铨选者，不及五百人，除各科会试中试外，其曾经拣选候选者尚余数千，经久愈多，遂成壅积。

而直省知县员缺，本只有此数，即使一时概行铨用，亦属缺少人多，不能使人人皆纡墨绶”。

这就导致“举人选用知县，需次动至三十余年，其壮岁获售者既不得及锋而用，而晚遇者年力益复就衰”，颇不利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和维系。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九月，受御史刘天成奏请拣选举人分发各省之启发，乾隆帝颁谕：“明岁丙戌春闱，各省举人云集，当于会榜后特派大臣分别挑选引见，量其年力、才具，及时录用。”

至于挑选后“作何给予职衔，如何挑选录用，及选班中更有如何可以疏通之处，著大学士九卿会同详议以闻”。

因有惯例可循，大学士九卿遂建议仿照十七年、二十六年的基本规制，酌量加增数额。

大省加20人（计60人），中省加15人（计45人），小省加10人（计30人），18省共计挑选720人。奉旨准行在案。

可是等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会试前夕，乾隆帝突然改变主意，认为720之数“虽比较向例量为加增，而核计止七百余人，尚觉限于成格，为数无多”，乃下令“广为挑选”。

“列在一、二等者，统以二千人为率，分别简用”。经军机大臣商议，最终分配方案是：大省挑180名，中省挑120名，小省挑76名，共计2000名。

从720名到2000名，不仅数额剧增，且名称也发生了变化，此后各类官书在书写时，就从原来的“拣选”“挑选”逐渐称名为“大挑”。

时间一长，大挑即从拣选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拣选并列的举人入仕途径，陆续涌现于各种官私记载，在朝廷、官场和坊间广为流传。

二、举人大挑制度

作为选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举人大挑的出现及运行不仅对清代举人入仕产生了深远影响，且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不过因文献记载和识见不同，学界对大挑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其中，关于大挑制度订立的时间就有四种说法：一是乾隆十七年说，以商衍鎏为代表，成为学界较普遍的认识。

二是乾隆三十一年说，王德昭、张振国为其主要代表。三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说，由赵蓁茏提出，李世愉亦持此观点。

四是过程说，认为大挑始于乾隆十七年，制度订立于乾隆三十一年，由陶易提出，张栋亦持此观点。

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仔细琢磨，又都存在可商榷之处。我们先看乾隆十七年说。

该说主要根据政书所载乾隆十七年之上谕，认为“当时虽未有举人大挑之名，但这种在会试后汇集下第举人，派王大臣挑选，分别以知县试用和教职铨选，则是举人大挑的基本制度”。

实际上，学界经常征引的两种政书———《钦定科场条例》和《大清会典事例》在记载大挑出现的时间上，本身就存在分歧。

《钦定科场条例》所载大挑事例分列两处：一在“例案”，第一条即“乾隆十七年定”，明显将之定为乾隆十七年。

一在“附载旧例”中，第一条则是“雍正五年议准”，显然又向前追溯至雍正五年。

而《大清会典事例》集中记载举人大挑的内容分列两目：一是卷七三《吏部·除授·举人大挑》，从乾隆二十九年（实际是乾隆三十年）开始记载。

二是卷三五三《礼部·贡举·举人大挑》，从乾隆十七年开始记载。换言之，会典事例编撰者对大挑制度订立时间的认识也存在分歧。

吏部事例的编撰者认为是乾隆三十年，礼部事例的编撰者认为是乾隆十七年。所以，仅靠政书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大挑制度订立于何时这一问题。

最关键的是，大挑制度包含挑选和补授两个阶段，学界仅注意到挑选阶段的制度建设。实际上，在整个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补授与挑选一起共同构成大挑举人的选授机制。

乾隆三十一年清高宗下令挑选2000人时，就发现条例不甚完善，一边下令军机大臣商量名额分配方案，一边又令其会同吏部酌议补授办法。

三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会同吏部将结果奏报上来，内容大体有三：一是议定授官班次，以升调所遗之缺为一等举人的补授对象。

“总计各省知县，共有一千二百七十余缺，若尽准其题补，自不难一时用完。但繁要调缺，既恐其不能胜任，而中简选缺，又不便概准坐补，致在部补选各班得缺较难。自应仍照原议，准其题补升调所遗之缺。其因别项事故出缺者，俱不准其题补”。

后来大挑举人的授官班次均以此为基础，或有变通。二是商定官缺范围，以知县、教谕为主，并准借补七八品佐杂或训导。

准许借补佐杂，是因为升调所遗之缺，每年各省所出不及百余之多，若专守此项，又属遥遥无期。今计各直省直隶州州同、州判、府属州同、州判、府经、县丞、盐库等大使。

共有九百一十缺，虽非正印可比，其品级与知县亦不大相悬殊。此项简发举人一时无合例知县之缺，不妨即以原衔借补，照知县品级升转”。

准许借补训导，则缘于“上年原议内，只准选用学正、教谕等项，今人数既已加增，而缺额止此，尚不免有壅滞之虑。

向来训导中式举人，原有以教谕衔管训导之例，应请将训导、复设训导一并准其照原衔借补。

大挑举人的授官范围由此来定，因包含九类地方官和三类教职，时人戏称为“九流三教”。三是订立分拨之法，准许分拨河工试用。

“各省额缺多寡不一，其有河工省分，更可多用数人，请即按照缺额之多寡，将挑选人数分别派拨，以昭均平”。可谓后来分发河工例的滥觞。

这三项规定一举奠定补授阶段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选任班次、借补官缺和分拨之法，从而成为举人大挑制度建设的关键节点。

可惜现今常见文献诸如实录、上谕档、会典事例、科场条例等均无此项记载，以致这一关键节点不为学者知悉。

持乾隆三十一年说者，主要根据《乾隆朝上谕档》，梳理乾隆三十一年大挑出现的前后过程。

得出乾隆十七年时，“大挑制度的基本内容虽然已经具备，但并未定制。最为关键的是，‘大挑’这一核心词汇还没有出现”。

只有在乾隆三十一年出现这一关键词汇后，大挑制度才最终订立。仅将关注点聚焦于“大挑”名称的出现，忽略了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亦有偏颇。

持乾隆三十八年说者，则以大挑的性质和频率为断，认为乾隆十七年、二十六年所行之“大挑”，只是“会试后奉旨举行拣选”，“还属于特旨、恩诏之类的恩典”，“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以后，才作为成例，每六年举行一次，不仅仅局限在开恩科的时候了”。

且不说六年一次大挑从未成为定制，即便如此，大挑的内容非常复杂，仅频率一项还不足以成为衡量大挑制度订立与否的主要标准。

而持过程说者，或列举陈康祺所记“大挑原始”条辨析道：“陈康祺说大挑制度始于乾隆三十一年其实有误，实际上应始于乾隆十七年，至三十一年则形成定制。”

可惜未注明推断过程，且内容简略，与乾隆十七年说无本质上的差异。

或梳理乾隆十七年、二十六年、三十一年三次挑选情形，认定举人大挑“始于乾隆十七年，正式形成于乾隆三十一年”。但论述时主要着墨于乾隆三十一年的制度建设。

对之前的制度演变论述较简，可谓乾隆三十一年说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综合以上论析，可以得出两点认识：其一，举人大挑是举人拣选一步步演化的结果，亦是拣选的一种变体，研究大挑需从拣选入手，不能只顾其一而不及其余。

其二，大挑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萌芽于雍正年间，初步定型于乾隆九年，历经乾隆十七年、二十六年的试行。

正式订立于乾隆三十一年，后又经过不断调适，逐渐取代拣选，成为最受时人瞩目的一种举人入仕途径。

钱穆有言：“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

试想若无先例，未有渐进过程，清廷为何能在乾隆十七年仅通过一次上谕就确定了大挑的基本制度？没有分省，没有定额，何来乾隆三十一年下令大挑？

上谕的背后必然有复杂的演变过程，只不过因历史书写和文献留存的缘故，这一演变过程未能明晰地展示出来而已。

所以，考察大挑制度订立的时间，细究这一制度的演变历程，弄清其历史渊源，可能比确信某一政书的记载更为合理。

三、清代举人拣选的调整

清代举人拣选是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最终形成的集拣选资格、挑选程序、入仕范围和补缺班次为一体的举人入仕制度。

在有清一代科举取士和选任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候选人员越积越多，选人与官缺的矛盾日益加剧，举人仕途渐趋壅滞，动辄数十年不得补缺。

既有碍抡才大典，又影响王朝统治，是以清廷不断尝试疏通仕途，对举人拣选制度进行调适、变通。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增加截取、验看两个环节，经吏部月选，授职知县和教职，促使拣选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

二是变革固有的选任制度，改部选为分发，钦派王大臣挑选举人，分发各省试用，遇有缺出，由督抚具题补授，促使新的入仕途径———举人大挑出现并定制。

与之相应，举人截取的性质和大挑制度订立的时间需要重新审视：截取是拣选举人入仕过程中的一道人事手续，非学界普遍定性的一种入仕途径。

大挑制度订立于乾隆三十一年，非学界普遍认定的乾隆十七年。迨乾隆中后期，举人入仕就有拣选、大挑、自呈就教、挑取誊录等多种途径。

其中大挑一等举人，均分发各省，以知县等试用。大挑二等和自呈就教举人，均由吏部铨选教职。挑取誊录，乃举人临时谋生的渠道。

只有拣选举人，才是部选知县缺的重要选任对象。四者各有归途，各具特色，共同构成清代举人入仕系统的多元结构。但无论截取、验看的添设，抑或大挑制度的订立。

都是在固有体制内进行的，是对当时选任体系的修修补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仕途壅滞的痼疾。就拣选举人而言，乾嘉时期是按制进行截取。

“截取一科”，“足三科之数”，待缺人员过多，仕途极度壅滞。咸同年间则是“投供无多”，“不敷拟选”，不得不缩短截取间隔的时间，数年即截取一次。

频率亦从一科一截取改为两科一截取。光绪以后，即使两科一截取还是“投供无人”“无人拟选”，投供和选举两方面都陷入窘境。

按理说，提升截取频率，增加截取数额，是仕途畅通的外在表现，拣选举人入仕的困局应有所改观。然而事与愿违，非但未能疏通举人仕途，还造成选任环境的持续恶化。

究其原因，清后期内忧外患，保举盛行，捐纳大兴，候选人员数额剧增。兼之科举、学校、议叙、世职等多途并进，待缺者越积越多，动辄以万计。

为疏通仕途，清廷不断调整月选班次，延长补缺轮次，从17缺一轮调整为23缺一轮，中间又夹杂各种插班、抵班、坐班，一轮下来实需50余缺。

而各班内部，又有“遇缺”“即用”“先用”以及“不积缺”等“花样”，均“抢占”额定班次，优先选用，无疑堵塞了普通举人的仕途。

其结果，举人拣选后需等二三十年才能截取，截取之后又要等十余年才能到班，三四十年光景白白消耗于等待途中，人也渐渐颓废衰老。

所以说，不是举人不想投供，而是经过数十年的等待，或病故，或年老，或体衰，符合资格者少之又少，欲投供而不得。

也不是吏部不想铨选，而是仕途早已被各种资格的选人充塞挤满，插队者还一波接一波，吏部欲任用而不能。

结语

在此过程中，数量庞大的待缺官员、吏部频繁的截取行为和拣选举人无人拟选的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慢慢磨光了官场的朝气，耗尽了制度的凝聚力，使清王朝的统治渐渐走向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