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自隋唐创立以来就逐渐发展完善，到了明代时期已经成为了一个十分成熟的选官体系，考试的层级、防作弊方式、考官的选拔以及批阅试卷决定排名都已经有着相应的流程。

然而自科举诞生以来，就有着一种潜规则伴随着科举制度一起发展，那就是座主和门生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在古时候科举制的录取率是十分低下的，并且极大程度看主考官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录取某人，唐宋时期科举尚不完备，座主和门生关系的产生层级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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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大明，科举层级逐步成熟，于是从最低一级的童生科考到乡试、会试、馆试都会产生座主和门生关系，这就导致座主门生的联系在政治领域空前密集，极大的影响了明朝的社会政治生活。在这么多的座主和门生关系之中，以乡试和会试产生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最让人重视。

主考官录取试卷达标的考生，纯属是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对于考生来说却是天大的恩赐，因为不管是乡试还是会试录取的名额都是有限的，并不像今天的高考，只要你到达的本科的录取分数线以上，哪怕成绩特别差，也肯定可以上一个最差的本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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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则不一样，没有录取分数线这一说，录取名额也有限，评分也全靠考官个人主观判断。当然了，绝大多数情况主考官都不会徇私，因为做主考官是一种荣誉，对于文臣官员来说是很神圣的，如果自己徇私枉法，那简直是侮辱自己。

但是由于录取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对于水平差别不是特别大的试卷，主考官还是有一些操作空间的，比如某个人的水平刚刚好卡在录取最后一名的及格线上，但主考官就可以把差一些的试卷调到这份试卷上面，这个人就不会被录取了。

不过这种事想要操作，难度很大，除非你是宰相之子，比如张居正、申时行那些人的子嗣，可能能够操作科举，不然根本没可能在科举中做到影响主考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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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科举的防作弊制度可比现在厉害多了，不仅试卷糊名，而且试卷统一由抄录官进行抄写再转呈给考官批阅，你想在试卷上做什么暗号给考官透露信息是完全不可能的。

并且明代的科举竞争十分之激烈，写的一手好文章落榜的士子大有人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主考官录取某个士子是一种“恩赐”，因为实在太难了。

我们中学课本上有一个著名的明朝文人归有光，他写了一篇《项脊轩志》被收录进了高中语文课本，现在网络上的朋友们都喜欢用他的名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今已亭亭如盖矣”来骂人以显示自己文化素养。

文章能进语文课本，说明他的文学水平确实很高了吧，看看高中语文课本里都是些什么神仙，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苏辙等等名垂青史的文人，可就归有光这种九岁就会写文章，和唐宋八大家比肩的神仙人物，参加会试整整考了八次，八次什么概念，科举会试三年一次，归有光花了二十四年终于成为了一个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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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还算好的，至少人家考中了，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连续考了七次，实在是考不上，没办法只好接受工部尚书李充嗣举荐为官，这种途径当官站在街上都要矮别人一头，就文征明这种水平都考不中，可想而知科举乡试会试竞争是多么惨烈。

就因为士子中试这种情况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所以对于录取他们的考官，士子们无不感恩戴德，因为每次科举考官都不一样，鉴赏试卷的标准也不一样，你能不能中举，全看你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胃口，有的人遇到了赏识他的考官，自然就媳妇熬成婆了。

比如正统十三年会元岳正的试卷因为礼部的操作失误把他的试卷扔到了落榜那批卷子里去了，主考官杜公宁一看不对啊，这中举的卷子里咋没有我最赏识的那个考生的试卷，硬是要求别人礼部把试卷找回来，可能杜公宁觉得我赏识的考生你们礼部居然还搞出这种乌龙，让人家受了委屈，所以一怒之下“超擢第一”，这你能上哪儿说理去。

以上的这些原因，使得考生和主考官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联系，一般来说考生只会对直接录取他的考官和该次科举的主考官为自己的座主，一份试卷所属的经义科目会有很多考官，但是没录取你的，都不是你的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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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经义考试自然也是分很多科目的，就像今天的语数外物化生这些科目一样，所以你在某一科被考官录取那么那个录取你的考官就是你的座主了。

门生在科举放榜，确定自己中举以后，就会主动前去拜见自己的座主，投递“门生刺”，所谓“门生刺”是“名刺”的一种，“名刺”又被称之为“名帖”，相当于现在的名片，古人前去拜访亲朋好友，师傅长辈乃至于陌生人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这种名片递给对方，等于是两人见面后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

明朝前期门生拜见座主，礼仪还算简单，赠送的礼物也没有多么的贵重，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风气逐渐崇尚奢侈，使得门生送礼也越来越花钱，以至于到了明朝隆庆以后门生送礼都不知道送什么好了，太费钱了，只能不断叹息“难言哉！”有苦说不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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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些官员可以担任科举主考官，得到这个“取士”天下担当座主的美差呢？六部长官？内阁大臣？主考官一般由六部长官，主要是礼部尚书还有内阁大臣担任，而会试同考官则主要是翰林院的学士担任，通常占比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六科六部的官员属于少数群体，这是明朝会试的情况。

乡试属于是省一级的考试，基本上各省主考官都是由京城派出的京官担任，既有翰林院的官员，也有六部五寺、科道御史的官员，同考官则是各省本地进士出身的知县、推官之类的担任。由于考官这样特殊的权力，一旦担任考官就可以施恩于广大的士子，间接相当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利益团体，所以明朝也有当权的重臣选派自己党羽的考官施恩于考生，借此笼络这些士子。

或者支持某人充当考官，以支持某人作为考官的利益换取某人的投靠。比如魏忠贤曾经想笼络贺逢圣，就派人通知他担任主考官，借此施恩于贺逢圣，但是贺逢圣本人自然是不屑于与魏忠贤为伍的，所以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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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明代的社会一直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他们并不反对这种主考官向考生树立私恩的行为。

李东阳就说道：座主门生是科举诞生以来就有的东西，是正当的行为，他甚至对宋代时期因为害怕考生与考官因私废公所以曾经革除这种过这种关系这种行为说成是“矫枉过正”。然而李东阳如果看到明末因为座主与门生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党派联系越来越复杂，党派纷争愈加剧烈，我想他可能就会收回这句话了。

总的来说，明朝时期的座主门生是一种皇权体制下树立私恩的行为，皇权的专制要求天下臣民都忠于帝王，是不允许这种行为出现的，所以宋朝才一度革除禁止互称座主门生，但是皇帝本质上还是需要一层一层的任命官员来治理整个国家，他无法依靠一个人来治理整个国家，选拔人才也不能依靠他个人就完全决定，这些都需要固定的机制运行，所以座主与门生关系是无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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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生能被录取，固然要感谢“皇恩浩荡”，但是他们更要感谢赏识他们的考官，是考官让他们从成千上万的考生中得以脱颖而出，在政治相对清廉的时代，这种关系也会促进座主门生相互激励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对于皇帝巩固统治是积极的。但是到了明末，国家官僚系统的整个腐败，使得座主与门生这样的特殊关系成为了党派斗争的工具，国家也在党争之中逐渐败亡，实在是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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