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观的产生，除了理论上对宋代理学的继承，也是社会需要以及旧式理学的发展在明代已经出现了困境而需变革的客观要求。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此起彼伏，皇室万藩王之间的内江，宦官与大臣间的争权夺利激烈复杂。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种种弊端，这时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失去了对人的说服力。”众所周知，思想和社会形势是相互影响而发展的，宋明理学一度因适合政权统治的需要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在宋明理学影响下的宋元明政权在统治谋略、政治制度等方面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完善。

然而，两者之间也隐含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某方面的停滞或不知变通，会迅速带来非常明显的社会政治或学术思想界的变化。到了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期，社会矛盾逐渐突出起来，大明王朝的中心统治集团逐渐扩大，但随之而来也形成了多个利益集团的斗争，加上农民起义的刺激，明朝的江山已经出现了很多不稳定因素。明王朝迫切需要从政治统治以及思想统治等诸多方面来重新加强中央集权。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优先选择了理学。不过，因为长时间的不知变通以及学术研究内容、形式的僵化。理学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活力。

毫无疑问，经过宋代的全新变革，理学汲取佛教以及道教的相关理论，非常完备地充实了自己的体系。在当时乃至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理学不论从理论形态还是社会实用价值上，都具有非常前沿的面貌。但是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介入，理学的面目逐渐变得僵化。凡谈及忠孝问题，自然就是忠君爱朝廷的引申，所以很大程度上压制了理学关于心灵价值的发展。从而，自然也就压制了他在意识形态地位上的活力。比如明代，“自明初开国之君朱元璋始，就在以孔孟之书为经典时，用程朱的注解做规矩。后来的成祖朱棣组织了一批人，亲自御临，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诏天下，统一思想，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明政权严格规定，开科考试的内容和命题的范围不能超出三部《大全》，应试者只能按照这些注解答对，能随意发挥。于是，一般士人为了取得功名利禄，只好埋头背诵程朱的注释、语录，‘从册子上钻研，各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结果是‘记诵之广，适以专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外面做得好看，说得好听，却与心毫不相干，忽视身心的修养，以致世风日下，人心陷溺。”经过这种政治摧毁，理学自身的体系受到了限制，自己的更新系统发挥不了作用。比如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理学的对心灵解放的力量在遵守政治思想的前提下发挥出来，这就是哲学家们所要认真考虑的。

关于理学这一方面的当时状况，王阳明有许多针对性的论述：“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胜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言下之意，天下的学者们之关注文章、思想的绚丽华彩，而不知道文章学问是一个人心灵的体现，学者们忘记了踏踏实实地做心灵的功夫了。文人颓废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应该是作为时代前瞻者王阳明所感到的最大悲哀。

对于这种现状，他不止一次地作了批评、分析。例如在《答顾东桥书》中他说：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

单从王阳明的叙述口吻上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他甚至认为很多学者偏离了儒家的本来立场，去和佛老过于亲近，而最糟糕的，是“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人们只知道以利害名声而相争高下。由此知识、思想等等都成了负面的东西害人，从文章到人，全都变成虚伪的东西了。

那么，要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呢？这就是王阳明思想所需要作的努力。这一种努力，尤其贯彻在其知行合一观中。这里举一个结合孝悌、成圣追求的例子。

《传习录》中记录他与徐爱讨论知行、孝悌、天理之时说：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大意是说，知行以及至善的深刻道理，是存在于忠孝之人伦关系中的，做好了忠孝，也就有了至善，也就有了对“心即理”的体验。可以引申说，王阳明是通过对现实人心的伦理改造，将个人的内心修养、世俗伦理、国家政治等各种问题宏观上、根本上结合在了一起。只要认真贯彻了其中任何一项，做到了知行合一，理论上所有的人心道德、品质善恶等问题都可以得到了解决。也正是因为以上分析之种种背景情况，王阳明的知行观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反响，成为改造人心和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