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的国家宋代第二位皇帝太宗（976~997年）的统治时代，是帝国巩固的时代，新国家的基本制度得以确定或充实。当时建立了一种真正的情报、控制和指挥的神经中枢系统，它一直扩大运用到该帝国最偏僻的地区，从而确保了中央政府对于全部领土都具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特别彻底的控制。

中央集权在元丰（1078~1085年）改制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使丞相扮演了一种事实上使皇帝黯然失色的角色。由五到九名成员组成并由皇帝主持的政事堂负责基本政策方面的事务，一个负责起草官方文书的机构附属于它，这就是由其成员有时充任大臣的翰林学士院。但在所有情况下，政府都会得到大量上谏。所有决策都是在可以表达各种观点的辩论之后，才作出来的。

皇帝所做的一切，仅仅是批准已经选择的建议或进行最后的决断。有三种机构负责接受官吏或普通百姓的意见、建议或诉讼。它们彼此之间互相独立，其成员都享受连皇帝本人也不能提出质疑的一种绝对的豁免权。这样，政权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的客观性。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即由其社会地位差异很大的人员提出的形形色色的计划和上谏，在宋代（更具体地说是在11世纪）都大量地涌向官府诸机构，直至中央政府。

经过对唐代那臃肿政府系统大加简化之后，宋朝中央政权似乎变得更能发挥功能了，它共被分为三大部门。经济和财政（三司）、负责国家的专营权、预算、人口。枢密院。中书门下，负责司法权和人事的权力（开科取士、任命官吏、晋升官吏）在各路（道）中，县又被集中编为府（州），其中有的府又具有一种更为严格的军事（军）或产业（监）特征。皇帝敕令负责具体使命，并根据其权限来监察刑法、税务、经济或军事事务的官员。除了彼此相互独立的调查和监察机构之外，还存在着权力和权限的极其严格的划分。宋代政治制度的两大特征，值得于此强调指出：一方面是负责经济问题的机构日益增多，这是由于国家的主要收入均出自贸易或产业；另一方面是选拔和晋升官吏制度的有效运行，这是由于有了促使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

科举制在宋代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它后来却蜕变了，在明清的独裁专制帝国中，变成了一种沉重的机制，是遏制而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体制。为了粉碎军事贵族那过分庞大的权力，这种制度在7~8世纪的唐代形成（最早的科举应追溯到隋炀帝执政时代的606年）。人数极少的投考举子，是由地方当局举荐的（直到737年，每个州只有二三名），或来自建于京师的国学。当时存在着多种考试（经典知识、律令、文字史、算学、同时还有射术和体力比赛的军事才能科目），但最有权威和最受欢迎的仍是考试普通文化包括诗词在内的写作能力。

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期间，宋代采取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三种不同水平的考试，以便扩大选举官吏的规模（各州的选举，在京师由中书省复试，在金殿上面对皇帝组织的殿试），最终仅仅保留了一类考试，并通过诸如闭卷形式（保持卷子的匿名）等各种措施，来确保其客观公正性。正如在唐代或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科举场上的成功并不才会很快得到职务。升迁官吏还使用其他方法，其中的一种就是荐举制，而荐举者要对其保护人的缺点和错误负责，从而使其评语尽最大可能地保持公允客观。科举制在11~13世纪的发展，使文官队伍在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占有了相当大的分量。

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代，“官吏”们都未能对国家的政权实施过如此有效的控制。宠妃、皇后及其家族、太监等所有接近君主的人，都熟悉宫中的隐情。他们在其他时代都成功地决定了国事的方向，或者在事实上主持国事，但他们在宋代却似乎没有任何影响。皇帝自己也只能起一种大为逊色的作用，而将其前台留给了大臣们。政治习惯也证明了官吏队伍的这种势力和主宰作用。我们在11世纪时，首次发现具有对立倾向的政治大党派发展起来了，他们的对峙表现了某些社会分化。然而，这远不是当代那种议会制度所特有的形式（大家更多地会联想到东方国家的现行制度），而对立各方都以他们的整个生涯为赌注的严酷程度（因为政治方向的改变，必然会导致对从政人员的一种非常广泛的更换），揭示了宋代政治生活的紧张程度。

变法运动在中国历史上，11世纪是对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作出重大尝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改革变法运动，与当时的思潮紧紧相连，其密切程度超过了历史偶发事件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因辽和夏王朝的进攻所招致的困难，它们成了矫治防御体系缺陷的尝试之起源。但如同军事问题从来都不会与其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相脱离一样，那些对于国家和社会形成一种全面看法的贤明之士的业绩变法，最终触动了一整套制度。

刚刚于1038年创建了西夏帝国的唐古特人的威胁，促使宋朝皇帝起用了一位名叫范仲淹（989~1052年）的地方官吏，他提出了一项旨在遏制西北部强国之势力的计划。宋王朝于1044年与西复人签订的和约，似乎只是一种部分的成功，其功劳应记在范仲淹的账上。范仲淹奉诏主政，他与其“朋党”实施了一种共分十项的变法计划，其中涉及到了官吏的贡举和晋升制度、农业和赋税制度等。但范仲淹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对现行制度的整顿。在11世纪下半叶实施的改革变法，却显得要大胆勇敢得多，并具有更为彻底的特征。可以通过它们所激起的强烈反对和所挑起的统治阶层分化成两个对立营垒的事实，来理解这一切。

近代人都用“社会主义”一词来指称王安石（1021~1086年）的“新法”。我们可以肯定，一种社会公正和有时甚至是平均主义倾向的理想，鼓舞着10~12世纪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中的某些阶层。但同样也显而易见，王安石的目的绝不在于对社会和政权的基础提出质疑。影响他的是一些自由化观念，以及行政官吏的那种注重实际的思想。王安石对专制主义很仇视，坚信法律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调节功能，他似乎拥有一种社会学的推理。在他看来，单独负担直接税收和徭役的小农，所遭受的事实上的歧视，乃是国家衰败的深刻原因。他认为，一旦改善他们的处境，在分配负担方面恢复一定程度的公平，就有可能更有效地把他们团结在抗击北方帝国的蚕食和入侵的斗争中，这正如贫苦农民在困难时刻被迫接受高利贷的盘剥一样，也正如小手工业主和商人，要忍受由富商把持的商行对他们的束缚一般。

改革变法家们都出自中国的同一个地区，也就是东南一带，那里的经济发展导致了财产和货币的大规模流通。范仲淹出生于苏州，王安石出生于江西的抚州。这种出生地无疑解释了他们的坚定信念－使富人剥削穷人变成可能的原因，就是存在阻止财富流通的障碍，这也是囤积财富的原因。王安石的思想与似乎广为传播的停滞经济的概念相反，他认为可以通过发展生产，而同时增加全民的生活资料和国家收入。王安石从1056年起，就以一项其目的在于恢复西北局势的改革计划，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于1068年应召入朝为官。他在朝中一直留任到1076年。

当时在守旧派的压力下，他被迫辞去官职。他于1078年再次奉诏为相，但于1085年又重新被他的主要政敌逐出政坛。司马光于同年获准废除“新法”。差异很大。改革变法涉及到了税制、经济、军队和行政。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大部分都实施于1069~1073年间，其性质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反对大量抢购和囤积居奇的做法、建立对粮价的控制机制并改造税收制度，以使投机变得更为困难。他改变了当时行用的输税规则（均输法），允许以税代役（募役法、雇役法）、建立政府低息贷款，甚至是带有抵押的国办市贸以抵制高利贷。在水利灌溉和传播农业科学知识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人们同时也在寻求已不再是小农负担的新的收入财源，让国家参与巨额贸易。这些措施得以明显增加公共收入，同时又将土地税压缩一半。王安石的另一抱负，是向国家提供一支忠于自己，除了为公众谋利益之外再无其他杂念的官僚队伍。

他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才决定大幅度地增加国家工作人员的俸禄。除了18世纪中叶之外，中国的官吏们可以说从未再有过宋代那样的丰厚报酬。他改革了过分注重形式的科举制，而实用知识（经济、律令、舆地···)最终在科举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由特定田产确保其日常生活的官办学校，都在府和县一级创建起来了，以便扩大科举的基础。但革新变法在军事领域中的规模特别大。在一个如果雇佣兵过分膨胀，便只会加重国家负担，而又无法确保有效国防的时代，王安石决定以建立农民保甲兵的办法，将对确保其自身安全的关注权，归还于民。这些保甲分成每十户一甲，并坚持日常训练和供应兵械，从而减少了常规军队中过分庞大的兵员。

王安石的“新法”遇到了很强烈的反抗，这无疑有经济和社会因素，因为改革触动到了极多的特权和已获得地位的人。但还有以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由史学家司马光和数术学家邵雍领导的守旧派发生冲突的激烈斗争中，所出现的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利益之争。人员、气质和教养的对立，于其中似乎占有很大的比重。没有理由排除那些公正不倚的行为，难道变法运动不正是在11世纪时，赋予每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将其意见向上传报的特权这种典型处境中诞生的吗？人们无疑会把民间救助制度的建立归于这场运动。孤儿院、收容所、医院、诊所、公墓、常平仓等等它们在城市的社会环境中较为多见，无生活来源的人都涌向了那里；人口的集中提出了一些困难的问题。这些机构都是根据6~7世纪的佛寺创立的慈善机构的模式而设计出来的，国家为它们调拨不可剥夺的土地和固定收人的来源，这类基金在宋代得到了广泛发展。

结语

不仅国家使用这种办法确保某些固定收入，而且继范仲淹以其“义庄”的行为作出表率之后，豪门望族也在其氏族内部，把它用于互助的目的。这种佛教机构的世俗化，以及由国家负责起过去由寺院负担的接待和慈善功能的做法本身，就是845年法难时代的深远影响的后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