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

1987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揭开了社会史在中国“复兴”的序幕。若从彼时算起，中国社会史的“复兴”至今已有37年了。回眸37年间社会史研究的历程，社会史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有可以改进之处，尤为重要的是需要增强问题意识。

社会史研究以揭示社会存在和由人的意识所表征的事物为己任

提到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也许有论者会说，自打倡言社会史复兴之日起，这一点就已经被反复讨论过了。不错。问题是，讨论的目的不在结论，而在后续的成果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反过来引起方法论上的反省。2001年1月，我发表过题为《规范、传承与文化霸权》的文章，呼吁重视中国学术自身的传承，其时“话语”一词尚未普及，文中三处说到有必要建立“我们的话语体系”。2002年8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学术研讨会上，我基于对欧美和日本历史学的了解，对学界存在“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发现历史”的倾向表达了忧虑，强调有必要在全球学术语境下将业已固化的研究模式相对化。

社会史研究以揭示社会存在和由人的意识所表征的事物为己任，追寻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之间的关联。社会史到底是指历史的一部分，还是指历史本身，论者的意见从未达成过一致。将社会史视作方法，有利有弊，一方面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跨学科实践，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依附于其他学科。长期以来，提到社会史，人们会联想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的经济学取向推动了研究的科学化，计量方法在社会史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绝非偶然。但是，这种科学化取向却带来了一个弊端：“没有人的历史”。

社会史如何“说”的姿态铸就了其品格

比较不同语境的社会史研究可知，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即便使用同样的方法，呈现出来的成果也往往大相径庭。中国社会史有自己的“历史”。1987年名曰“复兴”的社会史，旨在“复兴”因“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被忘却的社会生活史。当然，把社会史界定为生活史只是一家之言，在《历史研究》其后刊载的论文中还有其他多种表述，有的将社会史视为社会结构的历史，有的视其为整体的历史，不一而足。中国社会史在最初的一二十年间，最有成效的研究堪称区域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由于既彰显了地方性特色，又与历史学的主旨并行不悖，展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撇开不同语境社会史研究之不同，如果截取社会史的最大公约数，作为方法的社会史似可从“我说”来把握。所谓“我说”，是指社会史在说什么，如果社会史的所说和其由以产生的前提一般无二，抑或与构成历史学的其他领域没有根本区别，这个“说”也就没有特别意义了。因此，社会史如何“说”的姿态铸就了其品格，这是一种对历史学不断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品格。另外，即使有“我说”的意志和冲动，并非人皆能说，何况还存在不能表达自我而需他者来代理的情况。由研究者充任的“我说”能反映被说者的意志吗？换言之，这种代理的“我说”是否存在解释的“暴力”，解释的结果体现的是谁的意志，这是迄今未有结论的老问题。

“我说”引出了作为领域的社会史——“我是”。由于“我说”的自省和批判性，注定了社会史身份的“边缘性”：声音虚弱但尖锐，画面扭曲却真切。事实上，成功的社会史著作都是通过对中心的接近与疏离的二义性作业来完成的。边缘性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表述，通常被表述为“日常性”（生活世界的日常）——心态史、日常史、民众史等。在社会史兴起之初，“日常性”曾因其孤立无援而成为社会史的神圣领域；当“日常性”获致主导地位后，则需将其置于省察的刀俎上。社会史之所以有这种孤傲，乃是因为“我是”蕴涵了无法证明的“我不是”的呻吟。在现代语境下，以人的“生”为视角，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将人的肉体和精神逼入无法自我再生产的境地，这是社会史的无上使命。

如何摸索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和成长点，这是社会史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回顾37年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史在中国历史学科中业已制度化，成为青年学子竞相追逐的研究方向。然而，在社会史急速成长的光环下也有着尴尬的境况，即当中国学者高歌猛进时，作为思想运动的社会史业已落幕，国外学者质疑社会史的“社会”自明性的声音越来越大，论者强调应该撇开先验的方法和理论，回到人与人结合的起点上。近年来，社会史因以“表象”为旨趣的“新文化史”的兴起而风头渐失。不过，正如彼得·伯克所预告的，社会史的“反击”已经开始，社会史对历史“实在性”的追求是新文化史所无法替代的。如何吸纳新文化史的长处，摸索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和成长点，是今日社会史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那么，社会史应该往何处去呢？与“我说”相呼应，回到历史学的原点不失为一个选择，此即超越“后现代”的挑战，呼唤主体的“复归”。与“我是”相呼应，“微观史”是笔者特别推崇的研究方向。社会史在中国的“复兴”即将进入不惑之年，但在创立有特色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方面，可以称道的成果并不多。微观史不仅能贯彻历史学的初衷——求真，还可为历史学开疆拓土——创新。

（作者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学衡研究院创始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