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化是纳粹上台后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反犹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把犹太人的私有财产国有化。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纳粹官方发布了连篇累牍的规定和命令，要求“依法”处理犹太人问题，严禁个人和机构借此机会中饱私囊，但其仍然是纳粹党人贪腐的重灾区。

汉斯·赖希曼一直到1939年年初还在柏林担任德国犹太公民中央委员会法律顾问。1939年初夏，在伦敦流亡期间，他撰写了一份关于他在纳粹德国经历的报告，详尽描写了犹太人不得不面对的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赖希曼写道，有的党卫军高级干部向犹太人收取“酬金”，帮助后者将资金偷偷输往国外；有的警察署长向犹太人索要“捐款”，才肯向他们发放护照。

其实，早在纳粹党夺权阶段，纳粹党人的反犹恐怖活动除了暴力袭击，还包括对犹太人的物质掠夺。纳粹宣传并不认为这些财产是理应得到尊重的私人财产，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将其描绘为“招摇撞骗来的”和“抢来的人民财产”。

这种犯罪行径到1938年年初德国合并奥地利后达到了高峰。纳粹分子对犹太业主的暴力袭击和系统性的掠夺在维也纳尤其普遍：“很快就开始了打砸抢和‘征用’，也就是抢劫犹太企业、敲诈犹太商人和普通群众。14到16岁的孩子在20至25岁的冲锋队员带领下，冲进商店，‘征用’食品、鞋、西装、布料等。他们常常用卡车把抢来的东西运走。内城区的几乎所有犹太企业都遭到了这样的抢劫。……戴万字袖章的工人将仓库抢得一干二净，穿褐色衬衫的人将好奇的围观群众拦住。……警察拒绝提供保护。”

1938年虐犹事件过后，很多犹太企业家被逮捕并押往集中营，他们的企业就被成千上万的托管人和清算人接管了。这些人都是商业界、手工业和工业界“久经考验”的代表，几乎全都是纳粹党员。

在“雅利安化”末期，德国境内急于出境的犹太人数量剧增，很多外国领事馆，尤其是南美洲和中美洲国家的领事馆，在发放签证时收取高价。当时，要搞到一本前往阿根廷的入境签证，每人就要缴纳5000马克的贿金。

随着“雅利安化”被强迫移民、驱逐和大屠杀取代，纳粹党“犹太人政策”的管辖权和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犹太人遗留的财产被参与驱逐和屠杀的人员当作是自己的私人财产来处理。

在占领区屠杀犹太人的行动中，犹太人财产的一部分被凶手及直接参与者私吞了，因此根本不会出现在官方统计中。德国审计总署在一份审查报告中对这种情况作了描述：

在波兰总督区，有大量没收来的珠宝被交付给党卫军莱因哈特行动指挥部和党卫军与警察驻卢布林指挥官，登记机关却没有做相应的详细记录。德国审计总署的代表在当地的一次审查中，在主管布洛克的房间内发现了五花八门的箱子、容器和写字台，里面塞满现金、金币、各种货币，其中包括6000美金，以及成箱的珍贵珠宝。所有这些东西既没有收入国库，也没有登记造册。

不仅是在东欧，在西欧和北欧，德国官员也绕过国库，将犹太人的财产占为己有，并转入特别账户。这种对“犹太人和敌产”的挥霍在立陶宛特别猖獗，有些“大庄园”只卖115马克，一座房屋售价仅为21.5马克，每只羊只卖3.9马克。

在塞尔维亚，国防军系统性地将犹太人财产出售转手。在占领贝尔格莱德之后，第599野战指挥部将犹太人商店的存货全部没收，然后以赔本价转手给国防军成员，有些军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收购。

对被害犹太人财产进行有组织分配的主要是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被害犹太人的遗产分配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去：他把犹太人隔离区的机器设备，以及所谓莱因哈特基金的数百万资金交给党卫军所属的企业；他给自己的高级军官准备了大量的“犹太人房产”作为官邸；他向武装党卫军成员和集中营人员赠送毛皮衣物和手表……

德国的普通老百姓也从对被害犹太人财产进行的有组织分配中获益。早在1939年，在德国很多城市，就有公开拍卖“犹太人白银”的事情。在战争期间，从全欧洲抢来的犹太人财产被运往德国本土，拍卖给公众。仅在汉堡及其周边地区，自1941年起就有超过10万人买过原属于犹太人的财物。在有犹太人社区的村庄，已经被驱逐的犹太人财产被拖到大街上拍卖。很多村民大肆地购买这些东西，尽管他们很清楚，这些东西的原主人就是他们的邻居和熟人。

纳粹统治者之所以“默许”这种劫掠行为，还有另一种考虑：他们认为，德国民众越是彻底地断绝了自己道德上的退路，就越能强烈地认同和支持纳粹统治，也就会更加“狂热”地为“最终胜利”而战。戈培尔就此曾在日记中写道：“尤其是在犹太人问题上，我们已经走得这么远，绝没有任何退路了。这样也好。已经破釜沉舟的政治运动和民族，战斗起来要比还有退路的人坚决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