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亲政，许多朝臣抓住了哲宗对高太后的不满，一等天子亲政，就纷纷上疏说高太后的坏话。

宋末“六贼之首”的蔡京，此时已经靠着察言观色、迎高踩低的手段混到了宰相章惇身边。蔡京先是检举文彦博、刘挚等人意图不轨，之后又跟哲宗诬蔑高太后说，在神宗弥留之际，高太后想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帝，有废哲宗的阴谋，甚至说当时废黜太子的诏书都已经写好了，只等让神宗签字。

向太后偶然知道此事，向哲宗解释真相，但是哲宗并不相信。朱太妃为此专门跟哲宗证明高太后的清白，终于让哲宗相信高太后是冤枉的，高氏家族也因此躲过了这次几乎能灭门的灾祸。

当邢恕等人再次请求废黜高氏的时候，哲宗怒斥道：“你们是不想朕进宗庙，让朕无颜见祖先哪！”

哲宗刚亲政，翰林学士范祖禹担心小人作祟，上疏历数之前改革派辜负先帝的行为，包括灵州、永乐的损失。苏轼也正打算写类似的奏章，看到范祖禹的奏章后，认为是经世之文。

哲宗看后表示，如果要起用什么人必然会与宰执们商议了再做决定。

哲宗一开始对保守派抱有希望，专门单独询问范纯仁当初新法时的情况。范纯仁义正词严地把王安石和新法批驳了一遍。

这令哲宗深感失望。

十二月，苏轼祈求外放，出知定州。临走的时候，他上疏哲宗：“陛下登基九年，但除了执政、台谏之外，未曾与群臣接触过，是忠是奸一时也难以分辨。不如先保持目前的政策不变，观察三年，再有所动作也不迟。”但是，哲宗没有听进去。

同月，趁着保守派宰相吕大防护送高太后灵柩离京，一直是保守派为主的御史台里还蹦跶出了一个叛徒杨畏，他建议哲宗起用章惇、吕惠卿、李清臣等改革派。

哲宗采纳了意见，任命章惇为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王中正为摇授团练使。

时任给事中吴安诗、中书舍人姚勔不肯写对应的诏书诰词。而刘安世力谏不要复用章惇，被贬知程德军。

范纯仁温和地劝哲宗：“陛下才亲政，四方拭目以待。要学习古时候的圣人，舜举皋陶，汤举伊尹，远离不仁的人。”

哲宗没有采纳。

这时候，苏轼的老毛病又犯了，给哲宗洋洋洒洒写了一封奏章，把神宗和汉武帝放在一起说事。

哲宗看完当场就怒了：“这人竟然说先帝与晚年的汉武帝一样弄得民不 聊生！”

范纯仁从容地站出来说：“汉武帝也是一代明君，雄才伟略，苏轼是在夸 先帝。”

结果，右丞邓润普却上来添了把火：“先帝法度，就是被司马光、苏辙坏 掉的。”

以至于后来范纯仁又补充说：“苏轼只是说事，不是说先帝这个人。”可惜于事无补。

哲宗大怒，贬苏轼出知汝州。

不久之后，吕大防、范纯仁这些保守派的中坚骨干也被贬出京城。

第二年，哲宗下诏改元绍圣，意为继承神宗之志，把意图昭告天下。改革派重回京城，哲宗要求恢复元丰改制时候实行的政策。

绍圣元年（1094），改革派里的章惇入朝为相，他的报复心极重，隔三岔五翻出陈年旧账，清算保守派。

苏轼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又被贬至岭南惠州流放。到绍圣四年（1097），已经在惠州三年的苏轼又被贬去海南儋州。在当时，这根本不算是去做官，而是一种比满门抄斩轻一些的处罚。

苏轼却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把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当作人生的最后一天，努力燃烧自己照亮这个南方孤岛。

在这个蛮荒之地，苏轼兴办学堂，开坛讲学，以至于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做他的门生。

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登基，召苏轼回朝，他才终于结束流放的岁月。

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苏轼闻讯，题诗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一直到今日，儋州还屹立着他当初讲学的东坡书院。

但是，这条漫漫北归路似乎比来时更长。苏轼蹒跚而行，却没能走到京师。那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在北归的路上过世，享年六十五岁，过世的地点正是他当年想要终老的常州。弟弟苏辙遵其意愿，将苏轼与夫人小王氏合葬。这位小王氏是苏轼第二位妻子，也是苏轼结发妻子的堂妹，她陪伴苏轼度过了人生中最低落的时期。

哲宗时期，章惇独居相位，他对保守派的态度，远远不如高太后当年对待改革派宽仁。至少高太后和司马光并没有要置人于死地，也没有对改革派的人格有所质疑。章惇却想方设法搜罗证据，给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等人安上了“挟奸罔上”的罪名。又提起蔡确被逼死之事，认为是吕大防、刘挚的错。

绍圣四年（1097），陈衍被诛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范纯仁都在流放之列，韩维等人被贬，子孙都被牵连，好几人死在被贬地。已经过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则被一再追贬，削除赠谥，毁去赐碑，更是差一点对他们开棺鞭尸，挫骨扬灰。

此时，七十岁的范纯仁，已经因疾失明，听闻贬谪永州的消息，坦然接受。他儿子想上奏朝廷，当初父亲与司马光政见并不相同，希望父亲免于去永州。范纯仁道：“同朝为官，意见相左是常事。今天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有愧于心而生，不如无愧于心而死。”

左司谏张商英弹劾已经致仕的文彦博，文彦博被列为司马光的同党，参与反对王安石变法和诋毁神宗。文彦博被降职为太子少保，同年五月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三月，章惇甚至提议派人去岭南，赐死流放的几个人。

哲宗道：“朕遵循祖制，不杀大臣。”

绍圣绍述与其说是恢复神宗旧制，拨乱反正，不如说完全是改革派对保守派的一场报复。

而且，他们利用哲宗对高太后和保守派的不满，不断激化矛盾，甚至把手伸到了后宫。

哲宗十五岁时，高太后一手操办婚事，为他迎娶了皇后孟氏。孟皇后年长哲宗三岁，是老臣孟元的孙女。

这场婚礼办得如何，难以考证。但哲宗显然并不高兴。过程中，朱太妃觉得日期选得不好，希望能重选，也被高太后否决。可想而知，哲宗必然忍受了不少委屈，才会让一向温柔软弱的朱太妃都忍不住要开口提意见。哲宗也因此不喜欢孟皇后。

婚后不久，哲宗去南郊祭祀天地，途中车队与皇后的车队遇到，两队争道，导致皇帝的队伍不得不停下。次日，哲宗生气地下诏，以后就算是皇后的车队遇到皇帝的车队也必须避让。

绍圣三年（1096），孟皇后所生的福庆公主重病，不久病逝。皇后家人为皇后和公主祈福。哲宗的宠妃刘氏把这件事颠倒黑白，说成是孟皇后用厌魅之术诅咒她，一举告到哲宗面前。厌魅之术是古代一种神秘巫术，据传可以置人于死地。

刘妃这状告得很有技巧，充分抓住了皇帝对自己的重视，也精准地借到了朝廷上改革派打击保守派的东风。毕竟是高太后选择了这个孙媳妇，打击了孟皇后，就是打击了保守派。

哲宗半信半疑，命梁从政、苏珪调查此案。

宰相章惇果然没让刘妃失望，在他的授意下，这些人对孟皇后左右宫人严刑逼供。宫人们即便被断手脚，经历割舌等折磨，都不愿污蔑皇后。最后，梁从政等人伪造皇后图谋不轨的供词，提交给哲宗。

于是，孟皇后被废，安置在瑶华宫，和当年仁宗的第一任皇后郭皇后是同一个地方。

孟皇后的婚姻从开始到结束，都充满了政治因素。她被废后，朝中很多大臣认为案子另有隐情，希望重新彻查，惹得哲宗不快。可见这件事情，真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结果。

孟皇后在瑶华宫待了二十年，后来宋徽宗时期又经历复立和再次废去，甚至不允许她在死后列入宗庙。但也因为这样，金人攻占开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皇室成员和朝中大臣时，反而放过了这位前朝废后。

后来孟皇后成为宋朝从北宋往南宋过渡中，定海神针一般的人物，并得以安享晚年，甚至死后的牌位在哲宗旁边，比加害她后升任皇后的刘氏还要靠前，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大快人心的结局。

在北宋中期，有一个工程也被反复拿来讨论，成为党争的一部分，那就是黄河水道治理。

古代黄河河道变迁非常频繁，一直是历朝历代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

唐初，国力强盛，曾对黄河下游全面修筑堤防。到唐中晚期，经历衰落，而堤防的存在加速了河床淤高，黄河河口段的河水决溢越发频繁。

进入宋朝，朝廷在各州专门设置河堤判官职位，负责相关事宜，可见非常重视黄河问题，但还是连年发生河道决溢的情况。到宋仁宗朝，黄河还改道了，这是历史上八次黄河大改道之一。

景祐元年（1034），澶州横陇段黄河决堤。从汉唐时期的旧河道北面，形成一条新道，被称为横陇河。

横陇河一共流淌了十四年，它从横陇出发之后，经过今天河南省清丰、南乐两县，进入河北大名县境，向东北方流经山东省聊城、高唐，在平原一带分成赤、金、游等分流，最后经过山东省惠民县、滨县两地之北入海。

一开始十年，横陇河水流顺道而行，并没有出现问题。但后来下游游、金、赤三河又河床淤高。下游不通畅，则上游易决堤。

仁宗庆历八年（1048）六月，黄河再次在商胡口决堤，向北直奔大名县，经过聊城以西，在今天的河北青县境与卫河相合，然后入渤海，宋人称之为“北流”。

本来不是非常重视黄河问题的仁宗吓坏了，一面赶紧安排赈灾，一面商议应对办法，结果在朝内引发治理黄河的争论，一派认为应让黄河继续北流，一派则认为应该让黄河回流。这两派谁也不能说服谁，一路从庆历八年 （1048）吵到至和二年（1055）。

回流派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清理原来的河道，同时把决堤处堵回去，让黄河在汉唐时期的旧河道上继续流淌，称之为“回河东流”；一是在“回河东流”的基础上略作改动，用附近一条小河六塔河帮忙分流黄河水，减轻黄河的压力，称之为“六塔分流”。

北流派的欧阳修觉得两个方案都是开玩笑，消耗人力物力，尤其是六塔分流，本来六塔河就是一条小河，只有五十步宽，让它帮忙分流，对滔滔黄河水来说就是杯水车薪，搞不好再来一次决堤，必对附近河北路的财政收入造成重大影响。

欧阳修两次上书反对黄河回流，认为最务实的办法是黄河爱怎么流就怎么流，同时勤快地疏通下流，做好防范工作，以免黄河在目前的河道上再决堤才是正事。

但是，黄河对宋朝来说不是单纯的河流，它还承担着对北防御外敌的天险作用。因此从国防安全的角度，仁宗认为黄河只有回流，国家才踏实。之后在宰相富弼和文彦博的支持下，“六塔分流”方案开工。结果谁能想到，这刚堵上的商胡埽决口当天就崩了，河北数千里便遭受灭顶之灾，上万民夫、不计其数的物资都被冲跑，死伤损失难以估量。

到嘉祐五年（1060），“北流”又在河北大名第六埽决堤，向东分流，经馆陶、乐陵、无棣人海，宋人称此河为“东流”。

“北流”和“东流”同时存在，又称两股河。两股河的出现令黄河问题更为严峻。朝野中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一派坚持开两股河，引导东流；一派主张在北流修筑堤坝，防御洪水。

这时已到神宗朝，正是王安石等改革派主持朝政的时候。起初，司马光和王安石意见一致，都认为可以“回河”。

随后，司马光到黄河实地考察，发现东流水浅狭，而且堤防设施尚不健全，如果贸然回流，说不定又发生仁宗朝六塔河的惨剧，因此建议淤高北流，开阔东流，渐进堵口，缓行回河。司马光的意思很明白，不是不回，但是要慢慢来。

可是，神宗和王安石不能接受，就像他们想要一口气解决宋朝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样，对于黄河的问题，这两人也不想等。

慢慢来？那是不被允许的！

熙宁二年（1069），因为急于表功的张茂、张帆等人谎报水情，说北流浅而东流通畅，神宗和王安石下令闭塞北流，挽河东流。结果，黄河又在许家港决堤，北流和东流之间的州县成了一片汪洋。之后，朝廷采用许多措施维护东流。结果仅仅是第二年，黄河就又发生了三次决堤。

这下神宗和祖父仁宗一样，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反正这个黄河，治理也是决堤，不治理也是决堤。

到了哲宗朝，一直频频决口的东流忽然断流，只剩北流。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位新目标——治理黄河又一次被提出来，进而拉开了第三次治理黄河大讨论的序幕。哲宗朝的这次争论甚至比之前两次都要激烈，足足拉锯八年，治理黄河也从水利问题升级为国家战略防御问题。

范纯仁、苏轼、范祖禹等认为应当尊重自然，维持现状，别为了治理黄河而治理黄河，甚至为此耗费国力财力。

但吕大防、文彦博、安焘、王岩叟等坚持回河东流。安焘认为：“若不回流，辽军可直抵京师，设险防御辽国应当高于治水。”

苏轼反驳说：“大自然鬼斧神工，指不定哪天黄河就从辽国境内人海了，那朝廷搞那么大工程不都是白忙活？”

听政的高太后在两派之间左右摇摆，工程一时开工，一时停止，河工一会儿招募，一会儿又遣散。

高太后最后还是站在国家安全角度，勒紧裤腰带，决定回河。后来哲宗亲政，推翻祖母许多措施，但黄河回河却奇迹般保留了下来。这项工程耗时五年，最后在哲宗亲政第二年完工，黄河回道东流。

好景不长。

元符二年（1099），黄河又一次在内黄决口，东流决断，主流又回到北流。苏轼等人的论点是对的，至少在当时，人力做不到反抗自然。

而经过仁宗、神宗、哲宗几代人的努力，黄河非但没有回流，河北大片地区还反复遭受灾害，防御重镇被严重破坏。几十年后，他们担心的辽军没来，南下的金兵却进入荒芜的河北地区，如入无人之境，轻而易举渡过黄河，把宋徽宗和宋钦宗给抓走了。

元祐更化和绍圣绍述时期，宋朝对待西夏的态度也截然相反。

高太后听政时期，采用的是“以地换和平”策略，把神宗熙河开边辛苦收回的熙、河、洮、岷、叠、宕六州统统还给了西夏。对此当时朝野里的绝对力量保守派，举双手赞成。司马光觉得这简直就是彰显大宋气概的一个明星项目。苏轼连夸这就对了，之前我们拿下了人家兰州，人家才气不过老来骚扰我们嘛。至于浴血奋战的西北军，可千万别再没事找事去跟西夏对着干了，谁要不听话，谁就是不爱国，必将被严肃处理。

这种软弱的军事外交态度，等到哲宗亲政之后，就直接翻转。哲宗和宰相章惇一致认为对西夏绝不能客气，吸取了神宗朝大刀阔斧西进而吃了败仗的经验，哲宗选择听从西北将领章资的建议徐徐图之，一面修筑防御工事，一面缓慢向西夏渗透推进，决定用宋朝自己强大的体量，逐年蚕食西夏。

这时候，西夏王位也已经换了人。

之前，神宗趁着梁太后挟持儿子夏惠宗李秉常，令宋军主动出击，取得一定战果，但也付出了灵山、永乐两次失败，几十万人的损失。

永乐城战役之后，梁太后迫于国内压力，又让李秉常复位，但梁氏兄妹依然把持朝政。国相梁乙埋死后，其子梁乙逋又为国相，西夏朝政大权依然掌握在梁家手中。

神宗元丰八年（1085）五月，梁太后过世。

次年，夏惠宗李秉常驾崩。其长子李乾顺继位，是西夏第四位皇帝，史称夏崇宗。李乾顺年仅三岁，由其母听政。这位皇太后是前一位梁太后的侄女，也是国相梁乙逋的妹妹，被称为小梁太后。西夏出现了又一次梁氏兄妹势力专权的局面，并在之后十多年里，频繁攻击宋朝边境。

哲宗绍圣元年（1094）十月，梁氏兄妹内斗，梁乙逋被小梁太后所杀。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小梁太后多次挟持年幼的李乾顺率军压境，对宋朝 用兵。

绍圣三年（1096），西夏屯兵数万于边境上。

宋军西北守将章主动出击，获得大胜。

小梁太后随后命人前往宋营，谎称愿意举族归顺。章遣将前往受降，西夏军忽然发动攻击，两边打了个平手。

绍圣四年（1097），西夏再次进犯，均为宋军所败。宋军乘胜打入西夏，斩杀对方两千余人。

哲宗同意章的建议，在胡芦河川筑城堡，占据有利形势迫近西夏。章之后做了一系列动作以牵制西夏，然后暗中率领四路兵马出胡芦河川，用二十天时间，在石门峡江口好水河南边筑城，定名平夏城，取扫平西夏之 意。平夏城筑好之后，陕西各路纷纷效仿，层层推进到西夏境内，所控制的范围恰是西夏最肥沃的土地。西夏本来就贫乏，因此国内矛盾不断加剧，把平夏城看作眼中钉。

元符元年（1098）十月，西夏人倾巢而出，围攻平夏城。小梁太后带着幼帝亲自随军，号称领兵百万。

宋军在平夏城的守军，仅有万人而已。

西夏军造高车以临城，载数百人填壕而进，飞石激火，昼夜不息。

宋军守将郭成从容督战，用重炮、神臂弓等坚守城池，同时派出骑兵骚扰敌军。

西夏军攻城十三个昼夜，宋军就坚守十三个昼夜。这次宋军不光没遭受什么损伤，还令西夏军死伤上万，损失严重。甚至连老天都站在宋朝这边，狂刮大风把西夏的战车吹毁。

西夏军取胜无望，而且面临断粮危机，小梁太后无奈撤军。

宋军乘胜出城追击，同时宋将姚雄和姚古率领的援军到达，活捉西夏猛将统军嵬名阿埋等人，斩杀敌军上万，并深入西夏境内，突袭西夏军队，斩首三千余人，缴获牛羊万匹。

这是宋与西夏的第四次大战，也是北宋灭亡之前最后的高光时刻。按照当时的进度和大宋如此强悍的西北军，宋朝灭掉西夏只是时间问题。

西夏迫于无奈，请求辽国出面调停。

辽国也并不想打破三国鼎立的局面，一面遣使到宋朝说和，一面毒死小梁太后，十六岁的夏崇宗李乾顺因此亲政。不要小看这个少年天子，日后，也正是他以出色的谋略和外交手腕，协助崛起的金国先后灭辽国和北宋，将宋朝西北大片肥沃土地收入囊中。

元符二年（1099），意气风发的哲宗同意了辽国的调停。那时候，他还没发现西北军表现出色的同时，巨大的军费令深陷三冗问题的国家雪上加霜，宋朝这艘破而庞大的船只已经在风雨中走到最后的时刻。

那时候，哲宗才二十四五岁，正站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那时候，大宋的所有人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谁也没想到，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会因为着凉病而离世。他的身体一直不算太好，体弱易染病。起初，枢密院入内问安，哲宗坐在榻上，神采如常。结果没过多久就陷入病危，连话都说不出口，很快驾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