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本之争”中，首辅申时行实在无力再继续周旋于万历皇帝和朝臣之间，只得主动请辞。被万历皇帝批准后，他高高兴兴的收拾行李回家养老去了。

而王锡爵恰逢其母病重，便以此为由请假归乡侍奉老母。之后，彻底请辞离开了内阁。

于是，王家屏接任了内阁首辅之职，也接棒带领朝臣们进行“国本之争”，颇有当年“大礼议之争”的气势和场面。

结果，万历皇帝选择拿礼部给事中李献可“杀鸡儆猴”，下旨将他降职外放。王家屏以内阁首辅的身份霸气“封还”，彻底激怒了万历皇帝，被痛斥为“迳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王首辅也很硬气，不久就递交了辞呈并得到准许。

万历在逼走王家屏后，突然发现内阁中已经是青黄不接，只得任命赵志皋暂代了首辅一职，同时紧急召回王锡爵。

在担任首辅后，王锡爵所面临的头等大事仍然是“国本之争”的问题。由于万历皇帝的顽固不化，册立太子的问题已经僵持了十年之久，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近王锡爵，走近这位脾气比名气还要大的内阁首辅。

王锡爵（1534年——1614年），字元驭，号荆石，南直隶太仓（今江苏省太仓）人。他是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的后裔，也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四十一位内阁首辅。

1534年，王锡爵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王家在元末明初时为了躲避战乱才南迁至江苏太仓定居。其父王梦祥，曾入南京国子监进行学习，在当地颇有一定的声望；其母吴氏，深受封建传统教育，为人知书达理，是王家的贤内助。

在这样的家庭中，王锡爵自幼就接受系统的教育，为他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说，在王锡爵降生前，有一大群喜鹊飞入王家大院久久没有离去。王家上下皆都称奇，认为是大吉之兆，因而为他取名“锡爵”，与“喜鹊”同音。

1546年，年仅十二岁的王锡爵便考取了秀才，丝毫没有辱没他的门楣。此后，王家更加重视此子的教育，送他先后拜在多位大儒的门下学习，知识水平精进不少。

1558年，王锡爵通过了南直隶应天府的乡试，名列第四名。同时，他也获得了进京参加会试的机会。

1562年，二十八岁的王锡爵在会试中高中头名的会元。之后，又在殿试中被嘉靖帝钦点为第二名的榜眼。当年，取得状元的是申时行，从此他二人一同开始了仕途生涯，并相继担任了大明的首辅，传为当时的佳话。

王锡爵和申时行尽管是同乡，又是同年入仕，平时也私交甚笃，但性格和处事方式却截然不同。申时行情商极高，一向能屈能伸，是和稀泥的高手；而王锡爵则品行端方，刚直不屈，认准的原则绝不妥协。难怪，《明史》会这样评价二人:

然时行柔和，而锡爵性刚负气。

在王锡爵进入翰林院排队之时，恰逢徐阶刚刚斗倒了严嵩而成为内阁首辅。为了铲除严嵩及其党羽的影响力，树立新的风气，徐阶一改往日的“受气小媳妇”形象，开始大刀阔斧地选用了一大批的中青年官员。

王锡爵的家乡在南直隶，与徐阶的老家松江府相距并不远，完全可以算得上是多半个老乡。就在徐阶招兵买马之际，王锡爵并没有主动攀附，显现出了一个文人该有的骨气。以至于，在徐阶当政的数年间都没有关注到王锡爵，他依然默默地待在翰林院中排队。

嘉靖帝过世后，太子朱载垕登基，史称明穆宗。他开始重用自己的老师高拱，并一步步提拔成为内阁首辅。因为自己的耿直和端方，王锡爵逐步引起了高拱的关注，被授予了翰林院侍讲学士之职。

之后，王锡爵又升任了国子监祭酒和詹事府詹事等职。不过，王锡爵的牛脾气在此时犯了，他没有对高拱“投桃报李”，反而直言上疏弹劾内阁忙于政争而懈怠政务，终于触怒了首辅高拱，被贬谪到了南直隶的翰林院中担任闲职。

1572年，随着明穆宗驾崩而

小万历登基，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将首辅高拱赶出了内阁，正式接任了内阁首辅。

成为首辅后，张居正自然也要进行一波人事更迭。王锡爵因为做事勤勉，更因为遭到过高拱的打压，逐渐赢得了张居正的倚重，开始被不断委以重任，担任了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获准参与编撰《穆宗实录》。

随着张居正一系列改革的铺开，王锡爵对他所倡导的变法强国新政越来越认同，予以了最坚决的支持和贯彻，也逐渐成为了张居正改革的急先锋，在明朝政坛上日益崭露头脚。

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过世，依照大明祖制，张首辅必须辞官归乡为父守孝三年。客观讲，以当时张居正的权势地位以及和李太后与冯保的关系，他在三年后复出重新担任首辅也是手拿把攥的事。

不过，当时的好多改革举措刚刚起步，而且已经遭到了顽固派的抵制。有张居正亲自压阵，自然不会出现太大波澜，但如果张居正离开三年的话，改革极有可能会中途夭折。

在此背景下，张居正并不愿意离开内阁归乡守制。无奈之下，老张只好事先征得太后和万历的同意，上演了一出自导自演的“夺情大戏”。

第一步，张居正以“为父丁忧”为名上疏请辞，要求归乡守孝；第二步，户部侍郎李幼孜等人上疏，提请万历下旨为张首辅“夺情”；第三步，万历皇帝照准奏疏，下旨“夺情”，拒绝张首辅辞官；第四步，张首辅再次上疏，婉拒“夺情”的要求，坚持要为父守孝；第五步，李太后出面降下一道懿旨，再次要求张首辅“夺情”并节哀继续理政；第六步，张首辅在无比悲恸之下同意“夺情”，但必须回乡为父亲操办丧事。

随着“演出”的顺利进行，突然有人跳出来搅局。御史吴中行和赵用贤等人，以“夺情有悖礼制”为由带头上奏，万历小皇帝出面充当恶人，对这些官员施以了廷杖之刑。

长期以来，王锡爵都一直支持张居正以及他的改革，一度被认为是张居正的嫡系人马。不过，王锡爵这个人不仅性格耿直，而且颇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他对于张居正的“夺情大戏”本就不齿，再加之万历皇帝采取了强硬的手段打压。所以，王锡爵的牛脾气再一次爆发了，他也加入了反对“夺情”的大军之中。

这下，张居正怒了，很快就抛弃了王锡爵并将他归入到反对者的阵营。据《明史·王锡爵传》记载:

居正甫归治丧，九卿急请召还，锡爵独不署名。旋乞省亲去。居正以锡爵形己短，益衔之，锡爵遂不出。

面对此情此景，王锡爵以“回乡省亲”为由，愤然提出了辞职，回到自己在江苏太仓的老家闲居。对此，相信大家在读过“大明首辅系列”后已经习以为常，这就是明朝官场的特色，官员在仕途干得不开心就可以辞官离开，保不齐过两年还能再满血复活。

1582年，张居正在首辅任上过世，在继任首辅张四维的挑唆和万历皇帝的愤怒下，满朝文武都开始对张居正展开了反攻倒算。一时间，张居正被骂得体无完肤，他的所有改革举措也通通被废止，甚至就连他本人的尸体也差点儿被挖出来鞭尸。

当时，王锡爵依然闲居在家，但他却没有随大流去诋毁张居正，反而保持着一贯的公正和客观，要求如实评价张居正的历史功过。据《明史》记载:

江陵相业亦可观，宜少护以存国体。

1584年，王锡爵被万历皇帝重新起用，直接入阁参预机务。当时，担任内阁首辅的已经换成了申时行，二人是“同乡同年”之谊。

申时行虽然极善于和稀泥，但在“册立太子”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却精疲力竭，完全无法搞定万历皇帝和朝中众臣，因此主动离开了内阁。而王锡爵也以“母亲病重”为由，再次辞官离开了内阁，离开了这场巨大的漩涡。

接任申时行担任首辅的王家屏，同样栽在了“册立太子”这个问题上，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最终也只得黯然离开。

眼见内阁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万历皇帝又一次起用王锡爵返回了内阁。担任首辅后，王锡爵虽然名义上不敢公开恢复，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张居正的好多改革举措，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不过，王锡爵和之前的申时行、王家屏一样，也栽在了“册立太子”的问题上。

接任之初，王锡爵就奏请万历早立太子，否则自己的内阁根本无法运转。为了稳住他，万历皇帝表面上同意尽快册立太子，但却坚决不定期限。而朝中的大臣们，又不依不饶，天天逼迫王锡爵这个首辅去找朱皇帝确定日期。

没办法，王锡爵只得面圣并以辞职相威胁，万历这才答应在来年春天举行册立大典。于是，这场纷争终于平息了一阵儿，朝臣们都在掐指等待中。

结果，万历又开始借故拖延。左右为难之下，王锡爵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王并封”的构想。

何谓“三王并封”？先将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五子朱常诰同时封为藩王，虚太子位以待。若等数年皇后仍未生育，再行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结果此说一出，举朝哗然，无论朱皇帝还是朝臣，双方都不答应。据《明史·王锡爵传》记载:

给事中史孟麟、礼部尚书罗万化等，群诣锡爵第，力争。廷臣谏者，章日数上。锡爵偕志皋、位力请追还前诏，帝不从。

王锡爵算是彻底把两边都得罪了，里外都不讨好，只得上疏请辞。惹不起，躲得起！不就是册立太子么，你爱立不立，我还不管了。

王锡爵离职后，万历皇帝反而和他摒弃了前嫌，关系越来越近。甚至于，还下旨加封其为少保，希望再次起复入阁。不过，已经厌倦了官场争斗的王锡爵以年迈为由婉拒了。据《明史·王锡爵传》记载:

帝既用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还念锡爵，特加少保，遗官召之。三辞，不允。

1614年，王锡爵在自己的家乡过世，享年八十一岁。万历皇帝闻讯，追赠其太保衔，赐谥号“文肃”并敕建专祠以供后人瞻仰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