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门，是被西方列强打开的，在此之前，很少有清朝人愿意主动了解外面的世界。直到被英国用武力打开国门，清朝的眼光也是重点放在欧俄日美身上，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兴趣不多。对当时横跨欧亚非三洲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也是如此。

当然，由于当时西域的特殊位置，在清朝早期和中期，负责边疆民族事务的官员，就间接知道了奥斯曼土耳其这个“重要大国”。对于土耳其的知识，主要来自于俄罗斯人、哈萨克人、浩罕人和蒙古人的转述。

嘉庆的时候，有个广东人谢清高曾经去过葡萄牙和英国，他在自己的著作《海录》中把中国和土耳其相提并论，认为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国。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比较详尽地描述的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况，认为其落后于西欧。不过也肯定了土耳其在军事方面的可取之处。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一次一次的入侵，让清朝人对自己的器物、制度、文化逐渐失去自信，虚幻的优越感随之坍塌。但是清朝多数学者仍然看不起守旧土耳其，研究土耳其主要是希望清朝不要像土耳其一样不知进取，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1854年，两广总督叶名琛向咸丰皇帝报告克里木战争时，把土耳其称为“土夷”，蔑视之心油然而生。在中国试图从俄罗斯手里收复伊犁的时候，1879年，张之洞抗俄计谋里里面就想到了俄罗斯宿敌土耳其的“作用”，主张联合外东北的“义民”，和外西北哈萨克、布鲁特“旧部”，把阿里和台湾分别“赐予”英国和日本，挑动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集合一切力量“抗俄”，以夷制夷。这些主意几乎没有现实可操作性。

王之春也认为俄罗斯树敌太多，以夷制夷的方法可行，也主张利用阿富汗、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当然也有人提出相反建议，主张亲俄，也拿土耳其境况来对比。

尽管如此，清朝和土耳其一直没有外交关系，不知何故清朝也不重视这个。即使在1877年、1879年土耳其方面主动提出“通好”，清朝也没有明确回应。或许是“清优于土”的心理在作怪。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为了证明洋务运动的正当性，树立了正反两个“榜样”。西方自然是正面榜样，而表现奇葩的土耳其则是反面榜样，既满足自己4000年历史的优越感，又证明洋务运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例如，在修筑铁路遭到顽固派反对的时候，醇亲王奕譞在奏折里拉土耳其垫背，称欧亚两洲的国家中，铁路比较少的国家，只有土耳其和波斯，它们国力弱，咱们堂堂大清怎么能学它们？

西方人种学传入中国之后，成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中重要内容，维新派和革命派就非常反感把中国和土耳其等量齐观，以维新派人士就曾经说过：“匈奴别种”土耳其人政令烦苛、性情残忍、惨无天日，而中国人是“轩辕之贵种”，欧洲人怎能把清朝和土耳其相提并论呢？

梁启超也明言：欧洲人不要觉得中国会走向土耳其这样的被瓜分命运。革命派所办《大陆报》刊登邹容文章批评欧洲人把中国人类比土耳其人。认为不是中国人不行，而是清王朝不行。如果不是清朝的统治，灭土耳其的，不是英俄，而是中国。

不过，也有人主张联合土耳其（清人认为土耳其是黄种人）抵抗欧洲。清末风靡一时的科幻小说《新纪元》中，作者碧荷馆主人就写到，同为“黄种人”的匈牙利被白人侵略，中国皇帝命令土耳其国王派兵扼守苏伊士运河，以解除匈牙利的危局。学者金永森还设想调遣土耳其军直捣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的“妙招”。这些设想，仍然是“俯视”土耳其的心理在作怪，竟然相信清朝可以指挥土耳其的情节。

另一方面，尽管土耳其日益衰落，属地和领土逐步被割让，晚清仍然有人主张学习土耳其。1870年代，中国人才开始关注土耳其，1875年《申报》刊登土耳其的改革（坦齐马特改革），建议中国学习土耳其的改革措施。

1877年，清朝外交官郭嵩焘也认同土耳其的改革尤其是军事领域的改革，包括电报、机器、兵法、学馆、火车以及政教等方面改革，郭认为正是因为改革，才使土耳其能和俄罗斯长期抗衡。建议清朝也尽快采用电报和火车。

后来，土耳其发生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改革，在外交、金融、工业诸领域的改革成果也得到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关注。可以说，土耳其的改革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提供了正反两面的借鉴。

1898年，康有为在《国政要比较表》中称，土耳其的人口仅为中国的1/20，但进出口货物总量却与中国近似，换言之，比中国富20倍，钱粮数则超过中国500万，铁路里程竞多出2302英里。所以极力鼓吹变法。

虽然土耳其的改革，大部分以失败告终，也没有能改变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在近代的悲惨命运。

当然，最令清朝“羡慕”的是土耳其的军事领域——在清朝人眼里土耳其人具备所谓“体力充沛、武力强盛、笃信宗教”的“优点”。毕竟在整个晚清，清朝几乎屡战屡败，而土耳其则是有胜有负。

可惜，清朝人对于土耳其的了解，仍然是镜里看花、水中望月。如果知道更深切地了解近代土耳其的奇葩行为，就不会提出学习土耳其了，毕竟狗中哈士奇，国中土耳其的说法，是颇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