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历史中的“清官”，其实历朝历代有“奸臣”就会有“清官”；但是，如果问敢于为民做主的“清官”都有谁，这个问题恐怕要难住不少人。毕竟历史上的清官大多干的都是上升到国家存亡层次的“大事”，真正能做到“为民做主”的并不多；能切实做到“为民做主”，又耳熟能详的恐怕只有“包拯”一人了。毕竟在封建社会中，虽说历代皇帝都打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旗号，但真正能为民做主，打击权贵的“清官”还是为数不多的。

尽管“包拯”在正史中并非“日断阳案，夜断阴冤”，其实除了“牛舌案”有史实可证之外，其他的多为杜撰；但这也反映出了民间百姓对“青天老爷”的一种渴望。暂且把“包拯”列为清官的代表，其实在“包拯”之前，确确实实有这么一位“青天”，可能很多人马上就能想到——“狄仁杰”。

现在很多影视剧都称狄仁杰为“神探”，影视剧难免为了效果而杜撰，更有很多虚幻加工的成分；但狄仁杰一生的确断了不少案子，同时也为民间百姓做了不少“不畏权贵”的事情。狄仁杰一生官海沉浮，尤其是在“魏州”为官时，把过去的冤假错案统统翻出来，该平反的平反，该获刑的获刑；在封建社会中，民间百姓的要求并不高，能有“官”真正为民做主，那么老百姓就会对其感恩戴德。

正因如此，“魏州”百姓为感狄公厚德，为其建造了“生祠”。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的“生祠”是指此人并没有死，但仍为其建造“祠堂”纪念；说白了，狄仁杰在百姓心目中已经成了“活神仙”，尽管人没死，却已享受香火膜拜的待遇。

其实在狄仁杰所在的唐朝，为遏制官员自我吹嘘，对建造“生祠”或立“功德碑”这样的形式主义，其规定是相当严格的；《唐律疏议》记载“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没功德的官员，如果为其立碑，那么立碑者就要被判处一年徒刑；对此《日知录》中也有介绍“当日碑祠之难得。”说的就是唐朝时期“功德碑”、“祠堂”是很罕见的。

尽管唐朝对“祠堂”的规定很严格，但狄仁杰却是个例外；民间百姓不仅为狄仁杰修建了“祠堂”，而且还是在其尚在人间的情况下就已经建好了“生祠”。由此可证，狄仁杰在当时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高；同时唐朝同意为狄仁杰建“生祠”，也说明了朝廷对狄仁杰功绩的一种肯定。虽然狄仁杰一生为民，无论是民间还是朝廷中名声都很好，但生出的儿子却是个败类；这也最终导致了百姓为狄仁杰建“生祠”，后来又被百姓砸毁的后果。

狄仁杰膝下第三子“狄景晖”，此人虽是狄公血脉却没有继承其父身上的优点；当时“狄景晖”假借其父之名，为求一官半职不惜万金贿赂朝中奸人，后来终于在狄仁杰曾经的“魏州”落脚。对于“狄景晖”来说，“魏州”只是他“官途”中的一块垫脚石；因此“狄景晖”为了能继续有钱“买官”，不惜新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时对“魏州”百姓的剥削达到了极致。

“狄景晖”在剥削百姓的同时，对“魏州”政事不闻不问；一时间“魏州”豪强劣绅与“狄景晖”成了不折不扣的蛇鼠一窝，那就更别说“为民做主”云云了；甚至闹得冤案堆积如山，魏州百姓怨声载道。果然“狄景晖”的钱没有白花，后补了其他地区的“肥差”，从此离开“魏州”；“狄景晖”虽然走了，但狄仁杰的祠堂还在，百姓为发泄对“狄景晖”的怨恨，爱屋及乌，竟然怒砸“狄公祠”。

但“狄仁杰”的功德并没有被“魏州”百姓忘记，时间一久，当地百姓又重修了“狄公祠”。可是好久不长，安禄山和史思明又发动了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在这场浩劫中民间百姓为避战乱纷纷逃难，其中“魏州”也涌进了不少难民。结果“狄公祠”又被难民愤怒砸毁，原因仍旧是“狄景晖”四处为官时造下的恶果；“魏州”难民中多有被“狄景晖”迫害的人，怒砸“狄公祠”也在情理之中了，只可惜“狄公祠”就此再未修复。

可叹狄仁杰一生为民，人还尚在人间时，百姓就感其恩德修建了“生祠”；没想到狄公死后，一世英名却被亲儿子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