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投降与否，是一个史学界争论多年的话题，先不要忙着下结论。

单说李秀成在囚笼中写的材料，这份材料，到底包含有多少字，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李秀成在材料中间写有这么一段话：“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部一本，又好笔一枝。此笔破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笔坏不能，烦列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承大人宽限，我亦赶写。业今……”

即，按照李秀成这个说法，材料的全部字数绝对会多于三万七八千字，可能达到五万多字。

但这些材料的第一个阅读曾国藩，却对材料的字数给出了多种说法。

他自己在日记里写：七月初六日：“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余字。一一校对，本日仅校二万余字。”

在这里，《李秀成供词》为“约四万余字”。

然而，第二天的日记，即七月初七日又记：午后，“将李秀成之供，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一百三十叶，每叶二百一十六字，装成一本，……封送军机处备查。”

以一百三十叶、每叶二百一十六字来计算，全部不过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字而已。

诡异的是，同日，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信中却又说：“伪忠王自写亲供多至五万余字，两日内看该酋亲供，如校对房本误书，殊费目力。”

在这封家书里，曾国藩说《李秀成供词》“多至五万余字”，与人们根据《李秀成供词》中“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从而推出的五万多字的说法相符。

改日，曾国藩在写给钱应溥的信中却又说：“李酋八日之内在囚笼中共写三万余字，删其重复谀言，尚近三万字。”

即在这封信里，《李秀成供词》的字数又成了“三万余字”。

这之后，曾国藩在答复彭玉麟的信件中就咬定了“三万余字”，说：“伪忠王在囚笼中写亲供至三万余字，业经抄送军机处，拟即刊刻咨送各处，即于七月初六日正法。”

看看，同一份材料，曾国藩一会儿说其字数有四万余，一会儿又说二万八千余，还有五万余、三万余的说法。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也读过李秀成的亲供，还帮助曾国藩改定送军机处的本子。他在日记里则记道：“伪忠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虽不通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贼中不可谓非桀黠矣。”

看，又多出了五、六万多字的说法。

真是一笔糊涂账啊！

曾国藩把经过自己和幕僚赵烈文等人改定、整理、誊抄的《李秀成供词》上交军机处后，自己保留了李秀成亲笔所书的底稿。

上交给军机处的誊抄文本后来由九如堂刊刻行世，仅二万七千多字，比李秀成在中间说的“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还少了一万多字。

这说明曾国藩在李秀成的亲笔原稿基础上删减了大量文字。

被删减的文字包含些什么内容呢？

很多史学家，包括孟森、陈寅恪等等，一致认为，李秀成可能在原稿里劝曾国藩反清登基做皇帝，曾国藩为免遭清廷猜忌，不得不将之删掉。

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李秀成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等诸多问题了。

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必须取到那份被曾国藩私下保留下来原稿的原稿对照才知分晓。

最先进行抄写对照的是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学者吕集义，他于1944年千里迢迢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老家，经过一番周折，从曾国藩后人手中把李秀成原稿拿出来与刊行本对照。

对照的结果是：九如堂刻本原有二万七千余多字，原稿是三万三千多字。

吕集义把补抄上的五千多字，合计三万三千多字，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

但罗尔纲等人认为原稿应该是五万多字，这三万三千多字还是不合，对曾家人给吕集义出示的是否是李秀成真原稿存疑。

幸好，吕集义从曾家拍下了十四张稿件照片。

罗尔纲从笔迹和内容两方面作鉴定，最终鉴定结果是：曾家所藏的“原稿”是真品，曾国藩除了在某些地方进行了涂改删节。

但罗尔纲坚持认为，曾国藩直接从原稿某个地方抽毁了一万多字。

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为证曾祖清白，干脆把吕集义曾经看过的那份“自述原稿”（以下简称影印“原稿”）拿出来影印，公诸于世。

影印的“原稿”共七十四页，约三万六千字，比吕集义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更全面，还多出了三千多字；当然，也比罗尔纲等人认为的五万多字原稿要少。

所以，《李秀成供词》在被曾国藩删改之前是多少字，曾国藩又从中删减了多少字，现在还没人说得清。

至于曾国藩在原稿基础上修改和篡改的地方，因为曾约农的影印“原稿”采取的是对原稿影印的方式刊行的，所以，修改和篡改处历历可查，某些被删减之处也能推断得出。

那么，可推断得出的删减之处有哪些呢？

赵烈文在日记中说：“伪忠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事自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虽不通文墨，而事理井井，在贼中不可谓非桀黠矣。”但查影印“原稿”中发生在“咸丰四、五年后”的太平军与湘军的主要战役均略而不详。可见，曾国藩删去了太平军与湘军作战的重要部分。

曾国藩之所以要删除，显然是担心清政府看到这些文字会责难他从前奏报不实。而他没有献俘京师，早早将李秀成就地处决，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另外，影印“原稿”第三十八页后三、四两行赫然写：“中堂在祁门，被天朝之兵围屯，此非中堂不可，别人祁门不能屯也。”这行文字，在九如堂刊刻的《刻本》已经看不到了。

“祁门之败”，乃是曾国藩毕生奇耻大辱，之所以看不见了，就充分印证了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一心“讳败扬胜”的特点。

还有，李秀成叙述自己被擒经历，影印“原稿”是这样写的：“因此我藏不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

曾国藩提朱笔改成了“因此我藏不住，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

如此篡改的目的是要掩盖湘军的无能，抹杀村民的功劳，把落到村民手里的李秀成说成是弟弟曾国荃追兵的战利品。

另外，李秀成写自己保卫幼天王从缺口突围事，影印“原稿”是这样写：“初更之候，舍死领头冲锋，自向带□（幼）主，在后而来，冲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

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

须知，六月的“初更之候”，天尚未擦黑，李秀成却在这个时候突出城外，若为清政府知道，曾氏兄弟必会受责。曾国藩为此不得不改一字而卸责。

最明显的还有，影印“原稿”是这样交待天王洪秀全之死的：“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

曾国藩提笔把李秀成这段记述划掉，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把已于四月廿一日病死的洪秀全，说成是因为弟弟曾国荃攻城迅猛，窘迫不堪，于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的。

综上所述，曾国藩篡改的地方，除了推卸责任、掩饰败绩外，还在意于夸大战绩，抢功夺功。

最后补充一下，李秀成是否投降呢？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对外声称，李秀成降意浓郁，“反复重沓，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阱虎乞怜，虽狗鼠之不若，殊不嗤也”。

但曾氏兄弟的说词却让左宗棠、李鸿章哂然失笑。

左宗棠认为李秀成不过是想“庇纵逆党”而已。

李鸿章则认为李秀成的表现，其实是另一种“忠勇”，要这样的人投降根本就是做梦。

罗尔纲则于1944年，提出了李秀成学蜀汉姜维伪降魏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的看法。

但罗尔纲也承认，自己暂时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

事实上，李秀成被处决前一天，英国政府翻译官阿拉巴斯德曾到监狱里访问，对李秀成的印象是：“（我）问他是否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希望于天。说此话好像几乎以快乐的声调，使我无意之中同情他。”

同行者路易补充：“阿拉巴斯德是最后一个见到李秀成的外国人。他是在南京认识李的。李对他说，他所看到的这个人（指李自己）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李对自己还可以利用剩下的一点时间，来写一些有关起义的历史而感到高兴，因为所有在南京的档案都已经丢失。尽管他受到了残酷虐待，但他仍然显得平静和镇定，保持着尊严。”

赵烈文在日记中记，李秀成就死的当日下午，并“无戚容”，到了傍晚“赴市”，仍“谭笑自若”，“作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

看时人对李秀成就义前的描述，绝非贪生怕死之人的表现。

就我而言，我是不相信李秀成会真心投降满清的，即使流露出投降之意，也是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