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作为清朝的重要中枢权力机关，在历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设立，始于雍正七年（1729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应对西北的军事问题。当时，雍正帝设立这一机构，就是为了在急需决策时，能够及时应对并保持机密性。虽然这一机构最初并未正式设立衙署，也没有专门的官员负责，但其作用却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机处逐渐成为了清朝政治、军事的核心机构。到了乾隆时期，它被重新设立并成为清朝的中枢权力机关，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

军机处的特殊地位，使得它总揽了朝政与军务的大权，这样的权力让其在朝廷中的地位非同小可。能够在军机处任职的军机大臣，几乎成了整个朝廷中最具权势、最受尊敬的人物。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作为军机处的大臣，他们究竟享受了哪些令人艳羡的待遇，令其他朝臣都不禁心生向往。

首先，军机处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高贵地位。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的初衷，是为了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与准噶尔的战争事务，以便不耽误战机、不泄漏情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军机处的设立地点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它的位置就设在离雍正帝寝宫——养心殿非常近。这样一来，军机大臣们随时都能接到帝王的召唤，随时进入议事状态。可以说，这些大臣与皇帝几乎是形影不离。尽管伴君如伴虎这样的说法流传已久，但谁又能拒绝这样一份充满信任的重任呢？

军机大臣们的工作性质也使他们与其他官员有所区别。根据历史记载，乾隆有一次在深夜需要急召军机大臣，但当时负责值班的军机大臣已退值。这时，乾隆只得召来军机章京——也就是军机处的工作人员——吴熊光和戴衢亨两人。由于两人处事得当，乾隆十分满意，最后不仅给他们升职，还加薪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作为军机大臣的特殊性往往能让他们得到皇帝的青睐。

既然是如此特殊的职务，成为军机大臣的人当然会享有更加尊贵的待遇。比如，他们的身份凭证非常特别。明清时期，有一句话流传甚广：我爱京官有牙牌。牙牌是当时地方官员十分羡慕的身份凭证，而军机处大臣的凭证，金光闪闪，显得更加尊贵。据《桓枢纪略》记载，军机处的凭证是一块金牌，上面刻有军机处三个字。这金牌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开启印匣的钥匙。由于军机处的工作十分机密，只有当天值班的军机大臣，才能到领班大臣处领取金牌和印匣钥匙，才能行使职权。

除去这些象征性和政治性的待遇，军机大臣在财政上也有着非常丰厚的支持。根据档案记载，仅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军机处的财政拨款就超过了一万两银子。这个拨款中，包括了户部拨付的六千两饭食银、内务府的四千两参赏银，以及各地省份的津贴。若将这些加起来，军机处的总预算几乎接近两万两白银。甚至在咸丰年间，军机处因为经费不足，曾主动向内务府请求拨款，这显示了其背后庞大的财政支持。

除了这些物质待遇，皇帝对军机大臣的关照也是其他官员难以匹敌的。军机大臣与其他官员不同，他们可以在皇帝面前拥有专属的军机垫子，这象征着他们在朝中的特殊地位。普通官员往往需要双膝跪地，恭敬回话，而军机大臣的军机垫子则让他们显得格外尊贵。

而且，军机大臣的生活也是锦衣玉食，日常工作餐、蜡烛、甚至节令食物如春饼、年糕、元宵等，都由内务府提供。每逢节日，皇帝还会特意赏赐给军机大臣一些特殊的食品或礼品，表现对他们的重视。每年正月初一，所有军机大臣都会进入皇宫向皇帝恭贺新年，皇帝也会赐予他们福字和八宝荷包，以示关怀。 在清代这个极为重视服饰的时代，军机大臣的穿着待遇也别具一格。无论军机大臣的品级如何，他们都可以佩戴象征尊贵的朝珠；此外，他们还可以穿上与皇帝相似的绿压缝靴，只有些许花纹上的差别。更有专为军机大臣定制的军机坎衣服，展示出他们在朝中的特殊地位。 可以说，军机大臣的高贵体现在方方面面——无论是权力、待遇、还是与皇帝的亲密关系，都让其他官员只能羡慕不已。尽管如此，正所谓伴君如伴虎，这份工作也并非没有风险。如果在皇帝面前犯错，后果往往会更加严重。然而，依然有无数官员渴望得到这一机会，不仅能够尽展才华，获得重用，还能享受这一系列尊贵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