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追问哪个朝代的官员身处险境、稍有不慎就可能丢掉性命,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指向明洪武时期——朱元璋掌权的那段岁月。洪武一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冤案、错案最频发的时代,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过失,也可能招致斩首的严厉惩罚。这一切,让天下读书人望而却步,视入仕为畏途。然而,朱元璋虽有嗜杀的名声,却并非一味的昏君暴君;他对才华横溢的人同样怀有敬意,这在他对待解缙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充满了帝王的格局与风度。 解缙,这位明初的才子,以才自傲,个性刚烈,凡事总喜欢出头露面,因此与同僚、朝臣的关系常常剑拔弩张。然而,他最引人注目、也最为大胆的举动,莫过于公然为李善长鸣冤。这桩事件在明代史上可谓赫赫有名。李善长曾是朱元璋打天下的第一功臣,甚至被比作汉之萧何。他担任丞相多年,权势滔天,同时还以他为核心形成了淮系集团,权力与皇权的碰撞不可避免。
后来,李善长的同乡胡惟庸接任丞相,势力更加雄厚,与朱元璋的矛盾愈加激烈。为了稳固皇权,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乘机兴起大狱,将胡惟庸诛杀。十年之后,旧案被重新揭出,有人指控李善长与胡惟庸暗中勾结,谋图不轨。朱元璋随即以谋逆罪名定了李善长,逼迫年逾七十七的老臣自尽,一纸诏书,昔日功臣瞬间化为冤魂。 这明明是桩冤案,却有人看不下去,他就是工部郎中王国用。按理说,为李善长鸣冤是王国用的事,但他深知解缙性格刚烈,爱打抱不平,且才名远扬,常替他人代笔申冤。于是,有人牵线撮合,加上解缙本人也兴致勃勃,洪武二十四年,他便动笔草拟了替李善长申冤的奏章,直接上呈给朱元璋。奏章中,他列举了几条有力的辩护理由: 其一,李善长早年随朱元璋征战四方,历经九死一生,功勋卓著。他本人位至公爵,儿子娶公主,亲戚皆官至显位,功名已尽,自身根本无谋反之心。 其二,即便退一万步说,李善长若协助胡惟庸篡位成功,他也不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丞相身份依旧,自己封国公、封太师,儿子娶公主,亲戚在朝,能比眼下更显赫吗?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他怎会去做? 其三,李善长智慧过人,难道不知推翻皇帝绝非易事?元末尝试推翻元朝者众,无一不是血溅沙场、家破人亡,能全身而退的少之又少。七十多岁的老人,冒着灭九族的风险去做这种事?简直荒谬至极。 解缙果然名不虚传,这篇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辩护奏章,不仅揭了朱元璋的旧账,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当头一棒。照以往朱元璋的作风,解缙与王国用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朝中大臣几乎一致认为他们必死无疑。然而,朱元璋出乎意料地冷静,他一句话也没说。为何如此?因为他根本无话可说。如果说杀李善长是正当之举,那么解缙上书言之有理,实难反驳;若承认解缙所言正确,那他自己当初的处决就是错了。 于是,朱元璋只能选择沉默,既不承认解缙有理,也不承认自己错了。最稳妥的办法便是认怂,什么也不说,就当此事未发生,自然也不能将罪加于解缙。 解缙恃才傲物、喜好出头的性格,全朝皆知。他常为他人代笔上书,得罪了不少高官,自然有人想找机会整治他。若朱元璋真要找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但他不忍心。朱元璋明白,解缙在朝中树敌太多,难以施展才华,因此只随意找了个借口,将他革职回籍。解缙回家后,足足呆了十年,也因此稍有收敛。实际上,朱元璋并非怕他,而是出于爱惜人才,想保护他。在洪武年间,血案频仍,成千上万的人命如草芥。杀解缙,对朱元璋来说无异于踩死一只蚂蚁,更何况他已背负无数血债,多一个也无关紧要。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朱元璋真心敬重解缙的才华,所以才将他护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