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初期开始，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逐步建立了封贡关系，这一体系也成为后来东亚国际秩序的雏形。从汉唐到宋明清，历代学者多以此为中心展开研究。然而，位于十至十二世纪的辽朝，却在研究中显得鲜有关注。尤其是高丽与辽朝的外交关系变化，在中原的宋朝与辽朝对峙的关键时期，高丽为何选择弃宋而认辽为宗主国，这一问题值得深究。 辽朝与高丽之间的使者往来，自天赞元年（公元922年）开始，延续至保大三年（1123），即辽朝灭亡前夕，长达两百余年。根据使者往来的特点，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平等往来期（922年至994年2月）、非制度化遣使期（994年2月至1038年8月）、制度化遣使期（1038年8月至1116年4月）、以及衰落消亡期（1116年4月至1123年8月）。在经历了平等往来的初步试探及非制度化遣使期的磨合之后，辽丽之间的使者交流逐渐频繁，往来名目与官职品级日益规范。最终，自重熙七年起，各类遣使制度逐渐固定化，使双方的使者往来进入制度化阶段，直至辽王朝在女真人的冲击下走向崩溃，整个体系才步入衰亡。

重熙七年（1038）后，辽丽使者往来呈现出两个显著的新特点。其一是辽朝对高丽国王的册封实现了制度化。在此之前，高丽成宗即位时，高丽尚未成为辽朝的藩属国；显宗即位不久，即与辽朝爆发大规模战争；德宗在位期间，由于辽丽关系恶化，双方使者往来曾中断五年之久，德宗亦未得到辽朝册封。重熙七年之后，随着辽丽使者往来制度化，高丽国王的册封也随之成为固定程序。通常，高丽新国王即位后，需先遣使至辽朝告哀、告嗣位；随后，辽朝在得知国王去世后，将派遣使者进行赙赠、祭奠、吊慰、起复等一系列礼仪，历时13至28个月不等。接着，辽朝择日、备礼册命，派出百人以上的册封使团前往高丽。例如重熙十二年（1043），辽朝派遣册封使萧慎微、使副韩绍文，以及都部署利川管内观察留后刘日行、押册使殿中监马至柔、读册将作少监徐化洽、传宣检校左散骑常侍韩贻孙等133人前往高丽进行册封。最后，高丽国王率百官接受册封，领取辽朝所赐冠服、车辂等物。有时，辽朝甚至会对高丽王太子进行册封。重熙七年后，仅高丽顺宗因在位三个月病逝，以及献宗在辽朝正式册封前退位，未能接受册封。 其二，辽丽之间在交往礼仪上也实现了制度化。不仅出现了《高丽使入见仪》《曲宴高丽使仪》《高丽使朝辞仪》等一系列礼仪制度，双方在岁贡与回赐的操作上，也形成了固定模式。重熙七年以前，高丽有时会连续多年不进贡，贡品种类繁杂，除了主要贡品纳币外，还包括妓乐、鹰、地理图、龙须草席等，这些贡物往往带有深刻的政治意涵。例如，贡送本国地理图即显示臣服姿态。至重熙七年（1038）四月，高丽遣尚书左丞金元冲赴辽朝进贡，并于七月带回辽兴宗诏书，列明进贡物品，包括金吸瓶、银药瓶、幞头、纱绀布、贡平布、脑原茶、大纸、细墨、龙须簦席等。虽然金元冲所贡物品未完全符合《契丹国志》的记录，但考虑到1038年是高丽重新向辽朝朝贡的第一年，种类与数量的差异在情理之中。因此，贡品种类与数量在重熙七年之后逐渐实现制度化。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高丽之前，新罗对唐的朝贡关系虽超过前代，但尚未达到制度化水平。而至辽兴宗重熙七年以后，辽朝与高丽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及交往礼仪等方面均步入制度化阶段，辽高关系也从简单的封贡关系发展为完整的制度化封贡体系。 此外，从高丽遣使辽朝的名目中，也可窥见两国关系及地位。重熙七年以前，高丽不定期遣使问候辽朝，显示其虽奉辽正朔，但宗藩关系仍不稳定；而重熙七年之后，制度化的岁贡使明确体现高丽纳入以辽朝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例如，辽与北宋虽也有生辰、正旦等使者往来，但辽朝遣使贺高丽国王生辰，不仅回应高丽贺生辰的使节，更显示对高丽国王即位合法性的认可。高丽在接受辽朝册封、王子册封、落起复、横宣等礼仪后，还需遣使谢恩；而辽朝国内重大庆典如新皇帝登极、改年号时，高丽亦需遣使朝贺。通过这些细节，可见高丽使者名目反映了封贡体系下两国地位的不对等。

高丽早期以中原汉族政权为宗主国，视其为正统。虽一度因圣宗征伐而奉辽正朔，但心向北宋；后期才真正以辽朝为正统。高丽人对辽朝的观念变化，发生在辽丽朝贡关系最终确立之前。韩国学者徐荣洙曾指出，朝贡关系的确立标志，是政治臣属与历法或年号使用的象征。高丽于统和十二年（994年2月）始行契丹统和年号，标志政治上臣属辽朝；但在年号使用上，直至太平二年（1022年4月）才最终稳定。在此之前，高丽曾多次遣使请求北宋赐历日及尊号，甚至复行宋朝年号，但太平二年后，此类行为不再出现。 景福元年（1031），辽朝拒绝高丽要求撤军、拆桥、归还扣留使者，高丽停遣贺正使，仍用圣宗太平年号，但继续承认辽朝属国地位。此时，高丽对辽朝的认知由对抗转向承认辽朝为宗主国的现实。自太平二年起，高丽严格遵行辽朝年号，奉辽正朔，即便对北宋文书，也仅用甲子纪年。《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1085年宋朝礼部报告高丽未使用宋年号。甚至出现高丽宰相误书辽年号事件，宋朝予以纠正。可见，高丽对辽朝的观念最迟在景福元年（1031）完成转变，这也为太平十年高丽遣使北宋朝贡、以及重熙七年辽丽封贡体系最终确立提供了心理基础。高丽人之所以接受辽朝，根本原因在于其长期的保邦意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