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播的《大宋宫词》，让历史上的另一位传奇女性——刘娥，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线。作为历史上的传奇女性，刘娥的事迹无疑是与“大女主剧”十分契合的。后期有多牛，前期便有多坎坷，便是刘娥一生的真实写照。

而《大宋宫词》的前几集，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元侃虽然对刘娥爱护有加，但碍于父皇、臣子以及其他势力，导致刘娥前期的晋升之路，可谓是坎坷无比。

在第8集中，元侃终于晋升为皇帝，本想着刘娥也能封妃，不料却遭到群臣的一致反对。这段描写，是基本符合历史的。按《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记载：历史上的刘娥，到了35岁才有一个正当名分，但也不过是个四品美人，而这，还是宋真宗（即元侃）在老宰相李沆去世后，经过一番“抗争”才争取到的。

不过，这也怪不得宋真宗。毕竟，按照刘娥的身份问题，倘若不是有一个君王对她死心塌地，估计她将来的日子也是暗无天日。那么，刘娥的身份，到底给她带来了哪些阻碍呢？

一、地狱开局：宋人对于“孤女”的满满恶意

按《宋史》：刘娥籍贯为太原人氏，因故迁徙到了成都。这里还提到了刘娥的父祖，称其祖为南朝名将刘延庆，其父也是一方封疆大吏。只不过，刘娥在刚出生后不久，便沦为了父母双亡的“孤女”，遂被送到了外祖家生存。一段时间后，刘娥便被送去做歌女了。

从刘娥早期经历来看，其父祖的事迹，恐怕是后人故意为其贴金。倘若刘娥的家世果真如《宋史》所说，刘娥年幼时何必寄人篱下？其父祖就算身故，难道也没留下些财富或人脉吗？

可见，刘娥极有可能只是普通人家出身。只是在她日后临朝执政之后，史书才有这曲笔之描写。古代的统治阶级，都是善于此道的。这是西周宗法制在后世的遗存，当时的人们都相信“根正苗红”这一说。就连曹操，为了提高自己的出身，不也是称自己为西汉名相曹参的后裔吗？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便不难理解刘娥早期的孤苦了。在大家印象中：古代歌女的出身，总是有些不清不楚的；即便宋代的女伎与妓女有所区分，但在世人眼中，歌女依旧不是“良民”，而是“贱籍”。

问题来了：刘娥的外祖家，为何要将刘娥这个“良家妇女”推到一个“火坑”里呢？

答案有些意外，刘娥的“孤女”身份，比“歌女”还要可怕一些。导致这种现象的，是宋人当时的婚恋观。

谈到古人的婚恋观，或许很多人会说，不就是“门当户对”吗？这个说法虽然正确，但又不完全对。至少在宋代之前，它是通用的。但宋代以后，人们的婚恋观便慢慢发生变化了。

这种变化，来自于时代变革下的推动作用。自周朝到两汉，男女结亲，都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契约关系；到魏晋时期，由于门阀世族的强大，导致男女之间结亲，更看重门第，其背后的政治意义更多。

但随着唐末藩镇割据与农民起义的接连爆发，“故唐公卿之族，遭乱丧亡且尽”，即便如崔氏、王氏、卢氏这样的望族，也倒在了历史长河之中，不复当年的辉煌之景。

再加上宋代科举制的兴盛，大批寒门子弟纷纷入仕，完成了人生逆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门第观念也就不再这么强求，从而产生了“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跃”的社会现象。

既然如此，宋人娶亲又看重什么呢？无非两方面：权和钱。

权很好理解，当时的达官贵人在择婿时，无不喜欢“长线投资”，他们会优先选择进士出身的才子做女婿。久而久之，宋代社会还诞生了“榜下捉婿”的奇葩传统。显然，只有男性拥有这种优势。

反观女性，在婚姻中的唯一优势，便是“财”了。正因如此，“不顾门户，直求资财”便成了宋人婚恋观中主导性因素。在当时的社会中，无论是嫁女，还是娶妇，都要准备很高的彩礼，其规模总数要远胜于唐朝。

在“议婚先议财”的大环境下，即便如王安石、范仲淹这样的大文豪，也颇为苦恼，甚至遭遇过无钱嫁妹的窘境。不仅如此，这种传统除了存在于官僚士大夫阶层中，也广泛流行在民间。

因此，孤女或贫女出身的人，便成了一个“累赘”。当时的男子结婚，是极为“功利性”的，这种欲念甚至超过了色欲，哪怕一个女子再漂亮，当迎娶她时得不到丰厚“回报”时，多数男子都会选择放弃。

而根据史料中的记载：孤女或贫女出身的人，大多遭逢不幸。在当时妇女被“商品化”的背景下，她们成年后面临的选择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出卖自己，成为富商官僚中的妾室；二是进入瓦舍勾栏，接受严苛训练，成为歌女；三是投身庙庵，青灯为伴。

刘娥的遭遇，显然是第二种。因为自身出身孤女的原因，导致芳龄待嫁之时，却无一人前来求亲。无奈之下，其外祖家只好将其送入到勾栏瓦舍之中，成为一个歌女。但歌女的生活，真的只是每天唱唱歌这么简单吗？

二、女伎经历：刘娥的锻炼与成长

每种职业都不轻松。但宋代女伎的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首先要明确的是，宋代的女伎，是区别于妓女的职业。她们主要从事歌舞、杂技等活动，是清清白白的“手艺人”。而想要成为女伎，也要经过艰难训练，付出更艰辛的努力。

从史书记载来看：女伎不仅有较高的入门要求，还要精通各项技能。除了会唱歌跳舞之外，一些女伎还要长期从事于一些竞技类活动，比如杂耍、驴球等。宋代的驴球运动，可谓独树一帜，除了这项运动本身的奇葩之外，也与参赛人员大多是女伎有关。

不仅如此，部分女伎还是精通诗词曲赋的。毕竟，一部分婉约词之所以被创作出来，就是给勾栏瓦舍中的歌女吟唱的。如“奉旨填词柳三变”，虽然终身不得入仕，但也因为其过人的填词功底，受到了歌女们的敬重与追捧，这才有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传说。

有一次，宋真宗在举办宴会时，与群臣谈论起《庄子》，谁知席间一女伎上前，竟在众目睽睽之下，神态自若地将《秋水》背诵完毕，引来朝臣一阵惊叹。由此可见，女伎的文艺素养，还是非常高的。

综上所述，刘娥虽然不幸成为了女伎中的一员，但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这段艰苦的经历，才造就了日后那位手段极其高明的刘太后。后世称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将其与吕后、武则天等传奇女性并列，便是对其极高的赞美。

可凡是都有两面性，刘娥虽然在女伎生涯中得到了一定成长，但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连累。

最显著的，自然就是户籍的变化。刘娥从一介良家女子，转变成“贱籍”，倘若没有意外，她就要终身背负。按照宋代的户籍制度，除了有特权的官籍之外，良民也能生活地很幸福，唯有贱籍，不仅会蒙受世俗的白眼，而且还无法享受到普通百姓应有的权利。

当宋真宗打算立刘娥为妃子时，以李沆为首的文官极力反对，便是因为后者的身份问题。毕竟在当时，世俗对于拥有贱籍的人，还是抱有鄙夷态度的。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倾向反而愈演愈烈，在理学兴起之后，“贞洁”二字让女伎的发展陷入了倒退地步，不仅丧失了其自主性与文艺性，更是沦为了社会中的下九流。

也许，这便是刘娥早年被第一任丈夫随意抛弃的原因。

三、遇人不淑：再婚时的窘境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

“龚美以锻银为业，纳邻倡妇刘氏为妻，善播鼗。既而家贫，复售之。张耆时为襄王宫指使，言于王，得召入宫，大有宠。”

不难看出：刘娥的歌女生活，并非持续很久，便被一个叫做龚美的银匠取走了。司马光在这里提到刘娥时，也用“倡妇”二字形容，虽不是“娼妇”之意，但足见刘娥社会地位的低下。

也正因如此，龚美可以随意抛弃刘娥，并将其“卖”到了彼时还是三皇子的宋真宗赵元休手中。这里同样能看出：刘娥在龚美眼里的“商品化”性质，当不再需要她时，便可以随意抛弃。

只是这么一来，便苦了刘娥，毕竟龚美是将她明媒正娶回家的。这么一番操作下来，刘娥便成了离婚再嫁。而士大夫阶层对于离婚的女性，又是极为苛刻的。

司马光曾说：“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之。今士大夫有出妻者，众则非之，以为无行。故士大夫难之。”理学家程颐的观点更为刻薄：“妻不贤，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尝出妻。今世俗以出妻为丑，遂不敢为。”

这里提到的“出妻”，就是“休妻”之意，指丈夫主动提出离婚，并将妻子赶出家门。因此这两句话的大意就是：丈夫一旦主动提出离婚，那肯定是因为妻子不贤，而妻子在此之后，也不能再嫁。

尽管这种错误的观点让人咂舌，但它却反映了宋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于出妻的否定态度。

尽管有欧阳修这样的正直之人，曾为弃妇而发声，甚至写过类似于《代鸩妇言》、《鸣鸩》这样的诗歌，但当时社会的总体价值趋向（即对离婚女性持有全面否定态度），还是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此外，从欧阳修多次发声来看，这种现象不仅无法改变，而且还是愈演愈烈的。

结合这一点，便不难发现刘娥当时的艰难处境了。士大夫阶层对其异常抵制，不仅是因为她的贱籍身份，也同样是因为她曾被“出妻”过。在这群大儒眼中，这似乎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但对刘娥，对其他相同命运的女子，何其冤枉？

四、小结

刘娥早年的坎坷经历，源自于其孤女身份，为了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她不得不接受现实，任由外祖将其送到勾栏瓦舍，成为了歌女。然而，正是在这种地狱般的开局模式下，刘娥却能“逆风翻盘”，成为宋真宗心中的“白月光”。

此时的刘娥，尽管备受恩宠，但也始终把握住分寸。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凡处置宫闱事，多引援故实，无不适当者。帝朝退，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之。周谨恭密，益为帝所倚信焉。”

正是因为刘娥知得失、懂进退，才能让真宗对其愈发依赖。如果说，当年的真宗喜爱刘娥，尚且是因她年轻貌美；但到二人都年老色衰之时，真宗还一如既往地宠爱刘娥，并为此不惜与寇准等人撕破脸皮，也要将刘娥晋为皇后（公元1012年），足见后者的手段与能力了。

待真宗去世后，刘娥更是手握朝政大权多年，朝政上下莫不相从，成为了堪比吕后、武则天的传奇女性。

参考文献：《宋史》、《涑水记闻》、《东京梦华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代市民生活》、《中国风俗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