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熙喆

晚清期间，滕州出了两个京官。一个是道光年间进士出身的王东槐，另一个是光绪年间也是进士出身的高熙喆。前者因城里有皇帝赐建的“王家祠堂”在，睹“屋”思人，后人对其事迹多少有所了解；而后者，县城府邸早就眼空无“屋”，人们无从想起此人，甚至连名字也叫不出，大概因曾做过翰林院庶吉士，故只知称其“高翰林”。

然而，去年夏天，我在海滨小城威海却意外地“遇见”了高翰林。那是我在翻阅一本文史期刊《威海记忆》的时候，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谈论百多年前威海卫百姓“抗英斗争话题”。突然，一个黑体小标题“高熙喆奏折杂议”，让我顿感惊喜，十分激动：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名人，居然与百年前威海人民的一场反侵略斗争发生了关系！我逐字循句的读着，发现作者并不了解奏议者是哪里人。此时，我最想告知作者的就是“高熙喆是我们滕州人！”于是，冒着酷热，乘公交向市里编辑部寻去。“话题”作者，即期刊主编张建国局长热情接待了我，得知来意，他和编辑们也感到意外和激动。说话之际，张局长从内室携出一大罗材料：原来这是他2010年从台湾社会科学院“国使馆”复印带回的有关“英租威海卫”的全部档案，他一边略述取回经过，一边让人将其中上有光绪“谕旨”的高熙喆的奏折复印一份交给我。

这可是漂洋过海难得的历史档案，也是认识、了解高翰林的原始资料。告别编辑部，返回住处，捧阅高熙喆奏折，心情难以平静。1898年，即光绪24年，英帝国胁迫清政府与之签约，租借威海卫作为远东一个军事基地。但英国侵略者违约扩大既定地界，并非法剥夺在其扩大地域内中国官民的权益，故而激起当地百姓不止一次的激烈抵制与抗争。特别是1900年4月初，一场大的冲突，遭到英国侵略者的血腥镇压。“话题”的作者，引用高熙喆奏折，本意在辩证当年抗英斗争发生的时间、方位和战场，以便树立抗英斗争纪念碑。常说封建官吏如何昏庸腐败，然而，“世乱出英雄，国衰见忠臣”，我却从此行笔跌宕、语气起伏的奏文里，不仅触摸到百多年前高翰林的声情气貌，而且感到了他不同一般封建官吏的精神与气节。其不同，不仅在于他以大量数字和事实，怒不可遏揭露英国侵略者“显违条约，致戕毙华民，挑起事端”的罪行，而且敢于痛心疾首地斥责中国官员对此“不敢计较曲直，任其残杀”的软弱与失职，指出“若不严行驳诘，据理力争，势必遭外侮而贻口实”，最后强烈“伏乞”太后和皇上饬令山东巡抚力与查办。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高熙喆是“江南道”监察御史，山东不属于他的监察范围。“各扫门前雪”“明哲保身”，几乎是历朝历代为官密码，而“僭越”“越权”视为官场禁忌，弄不好就有遭贬谪、流放、甚至杀头的危险。而今日，威海卫惨案发生一个月，地方无声息，清廷无动静。但当他从有人携带的英人罪证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感“世受国恩，一旦沦为异域，心已不忍”，故而“不敢雍于上”，奋笔疾书，呈上这篇义正辞严、情真意切的奏折。这种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风骨，特别是不顾个人安危维护国家尊严的民族精神，就是以此衡量当今的公职人员，也是难能可贵的。

一次“邂逅”，激起了我进一步认识、了解高翰林的冲动。回到滕州后，在方志和口碑里再次“遇见”了高翰林。原来上其奏折之前，他就因为同情爱国反帝的义和团运动，弹劾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滥杀团民和百姓而与袁结怨，两年之后被排挤出京，远赴宁夏任知府。其实，不论早年任山西考官，还是陕西知府，他都留下了识才举贤、廉洁勤政、断案明察、兴利除弊、俭朴爱民等记载与口碑，特别是在宁夏的事迹，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其著作《我的生活》里有具体描述和赞评。而本文关注的则是他的为人大节，即在民族危难或时事巨变的历史关头，他所变现出来的民族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国情怀。

1911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高翰林义无反顾，挂冠离职，回到滕县南门里。“改朝换代”了，但故乡革命党人和百姓，对这位年近六旬的前朝“遗老”和清官，并无任何反感。此时的他，本可在其雅静的“太史第”里，闭门谢客，养尊处优；然而，时代的风雨，呼唤他毅然走出家门，“心存社稷，保国爱民”的理念，化成了情洒乡梓的实际行动。此后几年的岁月里，查看灾情、赈济灾民、义诊救人、课塾子弟等，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特别是，他以博大精深的文史功底，先后编著了《滕县乡土志》和一至三卷《续滕县志》，为家乡留下了他倾注心血的一笔文化遗产。1930年，高翰林应约赴泰山与冯玉祥会晤。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见如故，无所间隔，一时传为佳话。冯将军向高翰林请教学问，高翰林聆听冯将军分析时局。此后，高翰林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1934年，日寇策动华北自治，高翰林心急如焚；“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岌岌可危，日寇亡我之心，昭然若揭。他说，滕县若不早作防备，恐悔之晚矣！于是，他发动并带头尽其所有，捐资修葺加固城墙。从此，人们会看到一位皓首白须的老人，拄着拐棍，早出晚归地巡查在工地上。他，就是年近八旬的高翰林。在他的监督和百姓努力下，城墙修缮工程如期完工。1937年底，日寇大举南下，滕县成了鬼子的下一个目标，一群官僚绅士准备投降迎敌，高翰林闻听，拍案而起，怒不可遏，无情责骂，手握拐棍猛击着地面厉声喝道：“我看哪个投降！”随即宣布毁家纾难，几乎把全部家产捐给了抗日军民。但因年高体弱，难以面对即将来临的一场劫难，在守城将领反复劝说下，他不得不暂避山里。在焦急等待前方信息的日子里，不时呜咽痛泣，只恨自己老态龙钟，不能亲赴前线，一酬杀敌卫国保家之志。此时他只能拖着老态龙钟的身子翘望家乡，把满腔的忧愤写进诗词里：“恨耄耋兮，难驰疆场；难驰疆场兮，唯留悲怆。天苍苍，野茫茫，何时才能返故乡！”1938年3月，滕县城沦陷。这一年秋天，85岁的老人，忧愤过度，带着国恨家仇，溘然离世。

写到这里，豁然觉得还有话说。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逃不过历史局限，但不论处在什么时代，什么身份，甚至什么立场，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内忧外患，不失民族气节，维护自己的国土，保护自己的人民，就值得后世纪念。高翰林就属这样的人。他与王东槐同为封建社会末世“清官”，也是当地一代名贤，然其死因与身后境遇却大不相同：王东槐与太平军作战，因武昌失守，夫妇俩自缢殉难；高翰林之死，上文已知，同样悲壮。然二人殒身的性质和意义不尽相同，是非功过本文无意分辨。事实是，王东槐却有皇帝赐建的祠堂在，可供后人评说或念想；而高翰林呢，几乎像自家的“太史第”一样，死后没留下或后建任何供人凭吊的痕迹或标志，不禁令人感慨系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