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中国较为发达的一个历史时期，唐代的经济贸易活动十分发达，如此一来，唐代居民的财富也就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需要运用到财富管理机制。

而作为一个比较开明和开放的时期，唐代对于居民的财富管理机制选择，同样也呈现出来了开明和开放的特点，有着一定的历史对照。

唐代对于居民的借贷财富管理活动的管理，会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而进行处理，在"政法"和"私契"之间选择一个较为合理的方式进行处理，这也是其开放性的主要体现。

1、"政法"发挥政府管理作用，对借贷活动进行基本管控

"政法"，是所有国家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一种国家机器，那么在唐朝对具体的借贷活动进行管理的时候，也少不了"政法"的存在。一般来说，唐代对于社会上的借贷活动的管理，具体从以下三个层面出发。

首先是控制借贷的具体利率和利息总和。民间的高利贷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不仅会危害百姓的经济生活，还会影响到国家的税收，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对借贷活动的管理，首要的出发点就是在利率管理这一块。

在《唐六典》当中，就有记载官府在这一方面的具体控制，"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逾五分，出息、债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官不理。"

其次，就是对于居民诚信借贷的管理。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仁义礼智信"是对于所有阶层人员的基本要求，而官府所需要做的，就是对民众这一方面的品质进行管理。特别是在诚信层面，需要用具有"强制性"的政法，来进行管理。

那么，诚信这一品质体现到借贷方面，就是需要按照契约按时偿还本金和利息，如果不能按时偿还，则可以用"政法"来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置。

同时，唐代政法当中也会保护到借贷双方的利益，既要求借贷方按时偿还，也要求出贷方不得不经过借贷方同意而私自处理抵押物件。

还有，对于借贷活动当中的具体违法行为来说，也需要唐代的政法，来规定具体的法律边界。

在《唐律疏议》当中就有具体记载，对于各种违法行为的处置，"诸负债违契不偿，一疋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疋，加二等;百疋，又加三等。各令备偿。"

最后，唐律当中也规定和限制了从事借贷活动的主要对象。恰当的对从事借贷活动的对象进行限制，是为了能够方便对借贷活动进行管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扩大。这种限制对象一般包括官员和子孙弟侄。

一旦官员对民众进行放贷，就会对政府的形象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政府官员，一般是唐代政法当中所规定的禁止放贷的对象。其次就是子孙弟侄，因为其心智还不够成熟，所以在唐代法律当中也限制了他们借贷的行为。

从上面的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唐代政法方面对于借贷活动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但是在具体的边界层面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制，这也是为了保障借贷活动的正常运行。

2、"私契"的存在，证明唐代财富管理机制较为广泛和开明

与此同时，在政府的基层保障之下，唐代也允许"私契"的存在，用以管理借贷双方的具体责任和义务，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证明，唐代的财富管理机制比较开明。

契约，是唐代民间经济活动能够保持正常运行的一种重要依据。一般来说，在民间借贷契约当中，会注明具体的契约时间、借贷人和出贷人身份姓名、借贷时限、具体金额、归还时间和一定的处罚措施。

从具体的内容分布来看，唐代的民间契约发展的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所以才能够被官府所正式承认，甚至成为某些民事纠纷当中过的重要依据。

至在某种情况下，民间契约的作用还会超过政法的具体规定，成为民事借贷活动当中过的主导规定。在敦煌的具体契约文书当中，就有提到过"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这种说法。

这表明，在唐代法律当中，已经承认了私契的法律效用。"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原则，成为了唐代官府和民间处理借贷活动的主要原则。

3、"政法"和"私契"并存，两者互不干预，互为补充

从具体的"政法"和"私契"并存的局面来看，唐代处理民间的借贷活动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政法"和"私契"之间互不干预，但是却起到了互为补充的作用。

唐代的法律，对于民间契约的订立，并不会发生很严重的限制。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财物出举"，一种是建立在"私契"基础上的正常借贷活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和法律都不会对民间的借贷活动进行过多的限制。

但是这也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民间契约的确立，是依照具体的法律边界来制定的。

那么，私契成为民间借贷活动的重要依据，甚至超越了法律的作用，这一种情况也是需要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所进行，才会被承认的。

也就是说，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民间契约对于具体的借贷活动，还有更为细致的规定，这种情况就是政法和私契之间的互补。

总结：

作为经济大国，唐朝的民间经济活动会频繁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唐代官府也会对民间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的管理，规定了具体的行为对象和边界。

但与此同时，为了能够保证一定的经济活跃度，唐代政府对民间契约的形成，也放宽了一定的限制。

甚至和民间契约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不干涉的关系。但随着经济发展活动的进步，和法律体制的进步，唐代政法和私契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为机动的财富管理机制，运行起来存在一定的边界，但又不会破坏民间经济活动的自由度，促进了经济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