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固阳地区社会动荡、连年灾荒，民众在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日寇奴役中饱经磨难，艰难求生。家园离乱、朝不保夕的日子中，绝大多数人民不得不承受着各种苛捐杂税、地租徭役和凶年荒歉，维持温饱已属不易，发家致富更是难以企及的梦想。然而，不管生存环境如何恶劣，总有人能凭借异常出众的才干、艰苦奋斗的精神，亦或精明过人的钻营打拼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财富王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的固阳县三大富户大概就是这样的人物。老百姓对他们的特点用这样一句顺口溜来形容——“白老生有钱养家兵，韩根宝有钱爱装穷，梁通宝有钱扶穷人。”

白老生，光绪年间出生于现固阳县阳湾村，在弟兄中排行老四，因出生时父母年纪较大，故给他取名老生子。老生子出生时正值清朝末年，固阳还未建制，当时的阳湾属茂明安旗。虽出生在蒙古旗地，但白老生一家并非蒙古族人。他家原籍山西省偏关县走马檐村，光绪年间，父亲白发财迫于生计，拖儿携女，千里迢迢逃荒至此。这一时期，山西口里各州府赋税沉重、灾害频仍，清政府为避免出现社会大动荡，对山西省归绥道蒙旗早已松动的“蒙禁”政策进一步放松，默许口里人到口外垦荒谋生。据《偏关县志》记载，“光绪二年（1876年），偏关大饥。四年，久旱不雨，大饥，死者甚众。十八年春大旱……秋粮大减。”在这种情况下，白发财一家背井离乡、千里跋涉来到阳湾定居下来后，给人当起了长工。及至光绪末年，清廷正式实行“移民实边”的“新政”，大力推动移民垦殖。茂明安旗以每亩一钱五至三钱银子的价格办理“押荒”手续，所收押荒银由官府和蒙旗对半分成。已有一定积蓄的白发财乘势而为，逐年开垦荒地，实现了丰衣足食，也向他的“发财”梦靠近了一步。

在白家家道渐渐殷实之际，白老生也一天天成长起来。他自幼聪明伶俐、勤劳俭朴，又善解人意，所以出言吐语、为人处世常常能够赢得人们的喜爱。他生性活泼，善于交际，用现在的话说大概也属于“自来熟”型的人物，因此在周围结交了不少朋友弟兄。他十五岁跟着商人跑草地，和蒙古族牧民做买卖，日久天长，学得一口流利的蒙语。因他精通蒙古族礼节，又懂得尊重牧民，牧民便喜欢买他的商品，也喜欢把牛羊、皮毛、奶制品等土特产卖给他，他的生意因此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羽翼渐渐丰满的白老生开始独立做起了买卖，并受到了达尔罕旗札萨克贝勒云端旺楚克的赏识和喜爱，直至成为莫逆之交、拜把子兄弟。

有了王爷做大哥，白老生算是一下子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赚钱的眼光变得更长远，胆子也更大起来。阳湾村附近的乌兰忽洞土地辽阔肥沃，如能在此地垦荒势必一本万利，白老生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云王”的支持。虽说乌兰忽洞属茂明安旗地，不在达尔罕旗管辖范围内，但王爷之间沟通起来毕竟简单，更何况“云王”当时已是乌兰察布盟的副盟长。1922年，白老生在乌兰胡同开垦土地一千亩，紧接着第二年又在达尔罕王府办理垦荒手续，在今天的达茂旗腮忽洞乡保力图村开垦荒地两千多亩，正儿八经地做起了大地主。新开垦土地地力肥沃，再加上连续三年风调雨顺，庄稼连年获得丰收，白老生很快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财主。据《绥远通志稿·蒙旗农业》记载，“至若蒙旗乌兰察布盟六旗已垦地，均已分隶各县……茂明安已垦地，亦在南部，现属固阳县辖境。”具体地讲，1926年固阳设治局改为县，北至乌兰忽洞的茂明安旗地划归固阳县管辖。至此，白老生顺理成章地成为固阳建县后的首批大财主。

从1928年开始，白老生的财富增长驶入快车道，先后办起缸房、油坊、磨坊，还聘请马兴鑫办起了“钱盛长”买卖字号。放高利贷、放粮账，经营布匹、绸缎、食品生意，收购皮毛、贩卖牲畜、耕种土地、发展牧业……各项经济收入，年利润可达两万多块现大洋。1930年，白老生又在德成永滩开垦水地三百多亩、旱地三百多亩，在朝阳石开垦荒地上千亩，盖房十几间。在老龙忽洞、特拉忽洞、白彦花、那令岗、头道壕、二道壕、康卜、羊盖、灰板申等多处建立放牧点，当时，沿艾不盖河南岸东西长六十里的地界上，到处都是白老生的牲口。鼎盛时期，羊有两千多只，牛、马、骆驼各二百多头（匹）。至此，白老生在后山地区建起阳湾、乌兰忽洞、保力图、德成永、朝阳石五处房产，各种土地五千多亩，饲养牲畜十几群。

白老生在后山地区的权势如日中天并没有让他感到满足，他要结交更高层次的达官显贵。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归绥城。1931年，白老生去归绥城贩运商品，顺便用一万块大洋购置了一处房产，开办了“万盛合”商号。此后，每隔一两年他就在归绥购置一处房产，扩大一次买卖，并与国民党绥远省官员大肆结交，这也为他日后在无意中为傅作义立下一件功劳做了很好的铺垫。

上世纪30年代，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自恃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在动荡的时局中做起了建立“大蒙古国”的迷梦。1933年7月，德王赴百灵庙联络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等，共同创导发动“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并以锡、乌、伊三盟各旗王公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又派遣尼玛鄂特为“代表团”团长赴南京请愿。1934年，国民政府在坚持不得破坏国家统一的原则下批准了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指定何应钦为指导长官、赵戴文为副指导长官，云端旺楚克为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蒙政会”大权操纵于德王一人之手。德王明里挂着“蒙政会”的羊头，暗里却卖起了勾结日本人建立“蒙古国”的狗肉。1935年冬天，德王在长春勾结日本人返旗后，前往百灵庙向云王讲述经过，期望争取到云王的支持，成立“蒙古军司令部”。傅作义得知这一消息后，很想知道其中的细节，但苦于没有合适的特工人员一时难以实现。这时省政府的秘书余存在向傅作义献了一计，立刻得到了傅作义的批准。原来，这余秘书与常来归绥结交官员的白老生交往甚密。当晚，余秘书骑上快马，带上微型电台，星夜赶往白老生家。见了白老生后也不谈政务，只谈兄弟之间的思念之情。第二天，余秘书提出想去百灵庙逛逛，白老生欣然陪同前往。白老生把余秘书安顿到住宿地后，就去拜会自己的结拜大哥。而此时的云王对德王倡导的“内蒙高度自治运动”持有戒心，因此挽留白老生小住几日，以便听听白老生对此事的看法。白老生毕竟没有受过保密训练，保密的意识实在不强。他每天从云王处归来，就把云王和德王的谈话一五一十地讲给余秘书听。那余秘书表面上若无其事，实则在心里记了个真真切切，他趁白老生外出之机将情报传给了傅作义。就这样，白老生稀里糊涂地为傅作义将军粉碎德王独立阴谋立了一大功。事后傅作义专门召见了白老生，并委任他为蒙旗指导公署参议。或许是当时拜把子成风，也有可能是真的惺惺相惜，两人竟结成了结拜弟兄。1936年，傅作义将自己亲笔书写的“汇通蒙疆”牌匾赠送给白老生。白老生举行了隆重的迎匾、挂匾仪式，从此身价倍增，成为固阳乃至整个绥远省煊赫一时的大人物。1938年，傅作义又委任白老生为蒙旗长官指导公署专员，赐少将军衔。当然，此时的固阳已被日寇占领，傅作义开出的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罢了。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有钱有势的白老生逐渐注重起了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日伪时期，白老生借助日伪军推进的“堡垒政策”，在乌兰忽洞、南卜子、德成永滩建起了三座土城堡，其中最大的是乌兰忽洞城。据《达茂文史资料》记载，“乌兰忽洞土城堡总面积四万平方米，城墙高四米，座底宽两米，封顶宽一米。城池成正方形，开有东大门和南大门，西墙上开便门，人称小西门。四角设有炮台，台顶为四米见方的平台，战时可安放大炮。城外四周有人工开凿的护城河，把乌兰忽洞东河沟的长流水从东南角引入护城河。绕城一周，再从东北角排入河床。”抗战胜利后，后山仍盗匪横行，守着万贯家财的白老生住在城堡里仍时时担心自己被“请了财神”。1946年，白老生凭借和傅作义的关系，向札萨克多罗达尔罕贝勒策思德巴拉吉尔提出了申办家庭保安队的请求。经多方周旋、协商，王爷答应给他配备二十支步枪，弹药随用随领，衣服由旗府统一供给，士兵由白家招募并配发给养，队长由白老生的儿子白占年担任，这便是“白老生有钱养家兵”的由来了。从此，白老生出行有卫兵压阵，在家有家兵把门，就连牧场也常有家兵巡逻。同年，借助自己的威望和势力，他又向旗府申办了地方保安团，该团编制三百六十人，分为三个连，团长由白老生过继儿子白福担任，团部设在乌克忽洞。至此，不论是骑马的、坐轿的还是推车的，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白爷”，这老生子也算是“活出了人生的巅峰时刻”。

据说，白老生为人恃强高调，爱出风头。有一年夏天，临近的大西滩村来了一班子戏，戏唱得好，装扮也十分齐整亮丽。当然，那个年代几乎有戏班子的地方就有“耍骰子坐宝”的宝摊子，而且这些宝摊子要么与戏班子关系紧密，要么干脆就是一家子。戏唱得再好其实也只是个招揽人的幌子，真正的目的还在宝摊子上。而这次由戏班子班主办的宝摊子十分红火，赌注不限，押宝的、看宝的人围得水泄不通。白老生听说后顿时来了兴致，带上家眷卫兵前呼后拥就赶来戏场凑热闹。家眷们自去看戏不必说，白老生带着随从就“下了宝场”。可手气似乎有点差，一连十注都押在了空门上。周围看热闹人的哄笑与“宝官儿”的得意让白老生十分气恼，但表面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面把赌注加大，一面派人回家取银洋。等手下人从马上取下两褡裢银元时，白老生一出手就是二百块大洋的“独红”，引得宝摊上一阵骚动。接下来白老生下注把把翻翻，哗啦啦的银洋又像流水一样流了回来。摊主见势不妙，一打听才知道眼前的下注人就是固阳赫赫有名的白财主，立马吓得脸上笑出了一朵花。什么有眼不识泰山了，什么有眼无珠了，说了一大堆，最后戏班子班主请白老生到后台喝茶赔了不是才算了事。白老生赢了不少钱又看了一场好戏，这才高高兴兴打道回府。

1950年，绥远剿匪运动如火如荼，一向在恃强豪横的道路上狂飙突进的白老生似乎一时难以回头转弯。然而，他手底下的那些家兵队、保安团也就在老百姓面前可以舞刀弄枪，耍耍威风，碰上共产党的剿匪部队就着实不值一提了。1950年12月，白老生在德成永村被剿匪部队逮捕，押解到固阳县公安局看守所。在押期间，白老生对抗党的政策，拒不交代问题。对于清算资产时，账面上只有难以隐身的牛羊、房产、土地，而无金银钱款这一异常情况，白老生有时装聋作哑，有时阴阳怪气，始终不说出一块大洋的下落。时至今日，白老生的金银财宝究竟去哪儿了仍然是个谜。对此，《达茂文史资料》记载了这样一则有趣的轶事倒是很耐人玩味。白老生有个管家是山西人，此人能打会算，为人忠厚，很受白老生器重。白老生每年都付给他丰厚的薪酬，并托人给他捎回老家，但从不允许他离开白家，更不允许他回乡探亲。据说，每年大年三十傍晚，白老生都要和管家骑上快马，再链上一匹驮着大褡裢的铁青马，向北方风驰电掣而去。有人猜测，他们很可能就是去藏宝，地点就在黑脑包山里。真真假假的传说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不错的谈资，但却从未得到过丁点证实。至少，白老生至死未说。1951年2月，白老生被押解回乌兰忽洞，接受“万人审判大会”的公审。群众对他进行了血泪控诉，执法机关历数了他私养家兵，建立保安团，对抗共产党现行政策的种种罪行。审判会后，白老生被枪决于乌兰忽洞小西门外的一块荒地上，身后就是他亲手建起的乌兰忽洞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