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选拔制度，其萌芽于南北朝，始创于隋，并在唐朝得到真正的发展推广。

作为人才选拔的政治制度，科举考试是许多学子步入官场并大展宏图的跳板，一经问世，便广受文人墨客推崇。

在唐人的补充与发展之下，科举制度在唐朝已经形成了一套结构完整并运转有序的机制，并为以后的历朝历代所延续。

而唐朝科考的难度，与之后的历朝历代相比，都不逞多让。

在人才辈出的大唐，参与科举考试并一举名扬天下的难度不亚于成为高考的满分状元。

参与者们更要经过不同的内容考试与层层筛选，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也。

科举制发展史

科举制，是指人们出于自愿原则，向官府报名，然后经过考试测验，并依照最终获得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并授予官职的制度。

科举的本质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与政治需要而应运而生的政治制度，有利于为统治阶级培养并选拔有用人才，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

自唐朝科考制正式实行开始，它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传承，一直与中华民族文明史形影不离，并最终结束于清朝末代。

魏晋以来，原本的九品中正制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地主阶级力量壮大而逐渐被淘汰。

而隋唐统治者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便对官员选拔制度作出了改进。

隋文帝时期，废除九品中正制，之后的隋炀帝设立了进士科，科举制由此创立。

唐朝继承与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并对其进行了科目的调整和增加。

到武则天时期，武试和殿试也被纳入科考范畴，唐玄宗时期，诗赋被作为进士主要考试内容，用以激励民间尚文作诗的风气。

发展到北宋时期，科举制的考试程序变得更加明确，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殿试被设置成为定制，由皇帝掌握录取权。

考试科目大幅简化，考试方法上采取“锁院”“弥封”等制度，力图保证公平，防止考官舞弊。

到了明清时期，统治者对科举制重视更甚往朝。

科举制也因此被赋予了更鲜明的精神意义。

统治者为了控制士人的思想，将题库限制于儒家的四书五经，并实行八股取士制度，即试卷文章分为八个部分，必须按步作答。

试卷答案的字数、格式、结构都有限制，以阐述题目义理为主要。

这样的僵化模板式考试侧重，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与聪明才华，也是造成我国后期社会发展缓慢，科技文化落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末戊戌变法中，光绪帝曾下旨“废八股改策论”，但戊戌变法的尝试最后以失败告终。

随着民主浪潮的风起云涌，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制自此才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难上加难”的唐朝科举制

虽然科举制度始源于隋朝，但这一阶段属于草创时期，还未成规模。

那么，真正把科举制发扬光大的唐朝科举，到底难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从它的考试内容和形式层面开始分析。

唐朝的科考，并不像如今的各类考试那般，只要报名就能够参与。

在唐朝，要想成为科考的生源，一般有两种选择——生徒和乡贡。

由于唐朝以来官学与私学的兴旺昌盛，人们得以接受教育，大批量有文化素养的人才被培养，这些在官学学习的学生们只要在学校考试合格，便可以被送至尚书省受试，这类生源被称为生徒。

而另一批自学成才的人们则需要向地方政府投牒自举，先经过县试，再经过州府考试，等获得了达标成绩后，就同地方贡品一起被送入京城参与科举，这类生源就叫做乡贡。

而由乡贡入京考试者通称为举人。

这样的考试筛选，已经预先剔除了绝大部分成绩不佳或运气较差之人。

在之后，通过考试的学子们还要继续前往尚书省参加省试的考试（又称礼部试）。

因礼部试通常在春天举行，故又名为春闱，闱即是考场的意思。

经过路途的奔波与劳累，一般能走到最后这一步的学子已经凤毛麟角，而千余人的每科选拔中，最终也只会产生寥寥几十的幸运儿，录取概率十分之低。

聊完了选拔过程，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科举的科目划分。

在唐朝，科举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常科与制科。

常科按年为单位，规律举行。其科目设立有几十余种，主要分为明经、进士、秀才、俊士等等。其中以进士和明经最受青睐。

明经科主要有贴经、墨义与策问，要求通两经，内容主要取自两部儒家经典。

进士科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诗赋，少了墨义。

会考察经、史与时务方面的内容，不仅对学识把握有所考察，也会涉猎文化水平与实际应用。

对于贴经与墨义的内容，应试者只要肯下苦功夫熟读经传和注释，那么成绩便不会太低。

而诗赋却完全考察与试者的文学天赋与才华。因此进士科得弟很难。

此外，还有专门考察律法选拔法律人才的明法科与考察数学选拔数理人才的明算科等等。

可以说，唐代的考试将多门学科交叉，覆盖面广，客观上要求与试者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杜绝了侥幸中选的可能。

自太宗后，进士科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崇高，发展到后来进士科几乎成为了科举制的专称。

受当时社会风气崇尚进士的影响，进士科考试的竞争更是尤为激烈，甚至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流传。

想想古人寿命的长短，年逾50能考中进士都算是年少的，可见进士考试的困难。

而制科的考察时限不固定，科目由皇帝亲自颁布并临时选择，其种类更是繁多。但因内容广泛且没有具体定式，所以选择制科的人数不多。

发展到武则天时期，在常科与制科之外又增加了武举，由兵部进行考试，项目涵盖马射、步射等等，主要考察考生的武学素质。

而为了使真正有才华的考生脱颖而出，唐时的考试方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反而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产生新的变革。

在当时，笔试中的贴经是为了让考生们熟读儒家经典，提高学识见解；而口试，则是为了通过面对面的对谈，选择更具备灵活性的人才；通过试策，考官可以发掘出精通儒学并可以将其与实际相结合的实干人才。

而诗赋的考察，更能推动全社会兴起尚学风气，以诗韵之美涵养社会，并使具备文学天赋的人才大展手脚。

科举制执行中的偏差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出身各个阶层的人士将读书考试看做进入仕途的必经之路。

唐朝两千多名诗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

平民阶级若想出人头地，就一定要考取功名，因为只有等到科考及弟后，才能获得出身，具备做官的资格。

因此，科举考试的参考人数更是不断增多。

面对这样的形势，主考官为了选拔最顶尖的人才，也不断对考题进行改革，使得考试难度更是日益加大，甚至产生了为“为难而难”“为考而考”的不良趋向。

其中，贴经与墨义形同今日的填空与默写题目。

其原本目的只是考察考生对经典的记忆，但在发展中逐渐转为了专出难字怪字偏句来进行考察。

这也使学子们在后来不再花费大量心思研究经文大义，反而把目光放在了研究出题规律上，违背了原本设置的初衷。

试策，是指结合实际例子设置题目，要求考生以儒家经典为依托，结合时事作答。其本意是为了筛选言之有物的实际人才。

随着逐渐发展，许多固定的题目沿袭已久，而一些考官由于害怕犯忌而不敢贸然选用一些具有实际价值与批判意义的策问。

而考生为了求稳，大多也只是选择一昧堆砌文藻，极少提出针砭时事的针对性意见，与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唐文宗年间，考生刘贲在参与试策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对宦官当道的务实见解，其观点独到，言语犀利，令考官十分折服。

但最终，因为害怕引火上身，惹得宦官集团不快，考官还是没有选择录用他。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本来最具有实际价值的试策考试发展到后期，已经转化为了一次按照保险的固定模板输出的写作展示。

而不断加大的考试难度，与诱惑人心的功名仕途，自然就会滋生一系列腐败舞弊事件，在执行中，更是不乏一些“行卷”与“公荐”的失真与不公。

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舞弊事件，唐政府也就此加紧了考试的管理，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对于考场秩序，统治者进行了严格的细化规定。

考试时需隔绝内外交通，设重兵围守，进出考场者都要对其进行严密的搜身问训，并对试卷进行密封糊名，防止考官协助舞弊。

而试后，考卷也需要尽数上缴，以备随时复查，其中优秀的卷文则会有抄本流入民间，供士人们品鉴传诵。

若出现较大规模的考试舞弊事件，当政者有时会重新选派考官，另出试题进行重试，若出入较大，则要对涉事考官与学子进行惩处。

而对于官学中面对贵族子弟的考试，若考官产生质疑，也可命人覆试，并再测成绩上报审核备案。

但覆试比起维持考试公平正义，更像是受文人舆论所迫平息统治阶级内部争议的手段，只是为了维持考试外表的尊严。

由于存在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科举中的诸多乱象始终无法根除，其原因并非法之不严，是科举制本身特质使然。

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中经久不衰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因自身的开放性与竞争性，降低了血缘关系在政治中的地位，并引领了全社会的尚学风气。

科举制的实行，为统治者输送了大批人才，亦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过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实际应用层面出现了一些流弊，并在后期成为僵化人们思想，维系封建统治的武器。

但科举制度本身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被人们使用，它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我们不能因其初期的进步性而否定后期的腐朽性，亦不能因后期的落后而否认其最初的进步意义。

对于今人而言，只有以科学且辩证的眼光对待历史，才能从中继汲取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福泽自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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