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商纣王,我的首都在河南安阳,那么我绝不会容忍我的属地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其规格、规模、规制甚至在任何方面都要全面超过我的首都。然而现实情况却摆在眼前,这种属地确实存在。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是我治国不力,还是这块土地本身就有着难以驯服的力量? 再假设我是商纣王,如果在这片土地上真的存在一个不受我统治、在规模、规格、规制上全面超越我的政权,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原这片历来被视为正统华夏文明发源地的土地之外,竟然另有一个更为强大的文明?这个想法本身,就足以让任何一位君王心生疑窦。
更令我疑惑的是,如果我是商纣王,我的首都在正统华夏祖地中原,为什么我连一条真正像样的龙都没有?而在另一个强大政权的地盘上,不仅有成百上千的龙,甚至还有龙袍,还有扶桑、昆仑台、河图洛书、玄鸟、玉璋,甚至疑似先祖的铜像、黄钺、玉玺、蚕神等华夏重器,几乎将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而我这里却统统没有。这背后,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最终,如果我是商纣王,作为华夏文明正统的君王,我最想问的便是:哪里才是我的真正家? 假设我们暂且忽略三星堆比洛阳二里头早1000年的事实,也忽略三星堆城墙比二里头城墙早修建500年的事实,把二里头当作夏都,而将三星堆假设为商代突然冒出来的暴发户,假设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源自中原的二里头,那么逻辑问题随之而来:二里头的青铜文化传播不可能只沿一条直线传给三星堆,它肯定也会辐射到比三星堆更靠近的商都殷墟安阳。因此,按理说,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应当至少与安阳相当,甚至略逊一筹,才能符合逻辑,不是吗? 然而事实却完全颠覆了这种逻辑。我们综合对比同处商代时期的三星堆与商都殷墟安阳:安阳的金器仅有零星金箔与金叶,而三星堆现存金器超过608件;安阳的青铜器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而三星堆的青铜器多为祭祀礼器;安阳青铜器最高仅1.33米,而三星堆青铜神树高达3.98米;安阳青铜器未使用磷铜、钙铜、拉丝或芯骨技术,而三星堆全都有;安阳仅发现6件象牙制品,而三星堆多达800多根。两者一对比,几乎像是魔幻现实:难道夏都二里头的青铜技术,仅跨越上千公里传给三星堆,却未曾辐射到近在咫尺的商都安阳?三星堆青铜技术爆发后,难道就没有回流到同一时期的商都?从三星堆器物丰富程度来看,其人有我有,人无我也有的格局,反而像是汇聚了四面八方的精华。 显然,专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逻辑漏洞,因此不再主张三星堆完全继承自中原二里头,而改称为多元一体。然而新问题随之而来:最近两个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会明确指出,二里头可能是都邑,而三星堆可能是区域政权中心。问题在于,如果河南二里头与安阳都是夏商都邑,那么三星堆又是哪个地方政权的中心?如果三星堆属于商都安阳的地方政权,那么其规格、规模和先进程度远远超过安阳,这已经不是地方僭越中央那么简单了;若三星堆是独立于安阳的区域政权,那二里头和安阳如何定义为夏商的都邑,而三星堆却只能被称作区域政权中心?既然三星堆被认定为地方区域政权中心,那么它的中央从属权又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专家们在二里头与三星堆的区别处理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用意?这是历史留给我们一个复杂而耐人寻味的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