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法家主要分为三派，分别是商鞅的法派、申不害的术派和慎到的势派。这三派各有不同的政治主张：

法派：以商鞅为代表，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认为法律是维护国家统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商鞅还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强调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

术派：以申不害为代表，主张通过术数来操纵臣下，强调君主对臣下的控制和管理。申不害认为君主应当利用各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势派：以慎到为代表，主张利用势能来控制国家及地区。慎到认为国家的治理应当依靠强大的权威和力量，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或道德。

此外，还有一些证据提到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同时重视教育；秦晋法家则奉法、术、势为至尊，并且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战国时期的法家虽然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有所不同，但总体上都强调以法治国，反对礼治和德治，提倡加强君权和中央集权。

商鞅法派的具体政治主张和实践是什么？

重法轻礼：商鞅极力主张以“法”代“礼”，认为治理国家应依靠法律而非传统礼仪。他反复告诫国君“不可须臾忘于法”，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在于“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

变法内容：商鞅在秦国实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包括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等。这些措施旨在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体制，增强国家的中央权力。

法制至上：商鞅将“法”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他强调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确保法令的严格执行。

反对保守派：商鞅抨击“法古”、“循礼”的保守派，认为时代已经变了，治国的方法也要相应地变化。他认为只要能为国家谋利的政策，就不必效法古代。

严刑峻法：商鞅主张严刑峻法，蔑视儒家的仁义道德，相信“霸道之说”和“帝王之术”。他在实际操作中刻薄寡恩，玩权弄术，对手下之人视之如鹰犬走卒。

法家思想的实践：商鞅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并且是法家思想实践最为成功的典范。他的变法不仅为后世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法家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商鞅法派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主要包括重法轻礼、变法内容的具体实施、法制至上的理念、反对保守派的态度以及严刑峻法的治理方式。

申不害术派如何通过术数操纵臣下，有哪些具体例子？

申不害的术主要是指国君用以选择、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一套办法，即君驾驭臣之术。他强调君主委任官吏时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并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这种方法使得君主能够有效地控制和管理臣下，确保他们的行为符合国家的利益。

申不害的术还包括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这意味着君主会根据大臣们的才干授予官职，并经常对他们进行督促和考核，根据政绩来决定赏罚。这种做法不仅能够激励臣下努力工作，还能及时发现和清除不称职或有奸诈行为的官员。

然而，申不害的术也有其局限性。尽管他的术使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但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例如，《韩非子·定法》记载：“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这表明即使在申不害的严格监督下，仍然有奸臣利用术数进行欺骗和操纵。

申不害术派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手段来操纵臣下，包括严格的选拔、监督和考核制度，以及根据政绩决定赏罚的方法。

慎到的势派在治理国家时是如何利用势能的，有哪些历史事件或案例支持？

慎到的势派在治理国家时，主要通过强调君主权力与威势的结合来实现。他认为只有当君主掌握了足够的权势时，才能保证法律的有效执行和国家的稳定。慎到的思想强调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性，主张统治者需审慎运用“势”以适应新形势。

具体来说，慎到认为君主的权势大小取决于“下”、“众”的支持多少，即君主立天下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社会的治理。他还提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即国君由百姓供养，因此君主应当为国家服务。

历史事件或案例方面，战国末年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兼取诸家，主张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并吸收道家思想，提出“抱法处势则治”，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商鞅变法也是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实践，使秦国强盛百年，最终在秦始皇的手下一统中国。

齐法家和秦晋法家在政治主张上有哪些显著的不同？

君主与法律的关系：

齐法家强调“令重则君尊”，认为要树立君主权威，必须先树立起法的权威和尊严。他们主张通过法治来树立君主的权威，而不是单纯依靠君主的个人力量。

秦晋法家则认为“君尊则令行”，即君主的地位越高，法令就越容易被执行。他们更注重君主的绝对权威，事事从国家和君主的角度考虑。

礼与法的关系：

齐法家主张“礼、法兼容”，在强调法治的同时，还重视礼义的作用。他们认为德礼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并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观点。

秦晋法家则强调“一任于力”，专注于法律的严格执行，不那么重视礼治。

对民众的态度：

齐法家在尊崇法治的同时，也主张德法并举，重农而不抑商，顺应天道给予民众以生息，从而实现了对一味酷刑的法治思想的某种改良。

秦晋法家则奉法而治，强调中央集权，以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文化和社会治理：

齐法家的国家治理思想更趋多元，既重视法治，又重视礼治建设，在“礼出于法”还是“法出于礼”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认识。

秦晋法家则相对单一，专注于法律的严格执行，较少涉及礼治和文化层面的内容。

齐法家和秦晋法家在政治主张上的显著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君主与法律关系的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处理、对民众态度的不同以及文化和社会治理的多样性上。

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是什么？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战国时期，特别是韩非子的思想，为后来秦朝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韩非子提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主张，强调国家大权应集中于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法律制度的发展：法家思想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即不论身份高低，违法犯罪都应依法论罪处刑。这种思想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后世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成文法的制定与公布：法家主张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使人人皆知法而又有法可依。这一思想不仅在秦朝得到了实践，也为后世的法律透明度和公正性提供了借鉴。

对后世政治制度的深远影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总揽全国军政大权。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法家的思想，并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法治观念的贡献：法家思想通过对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深刻思考，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对法治观念、权力集中、政治实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使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无限皇权”到“有限皇权”的转变：汉及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对法家与秦政的反思，使秦创立的皇帝制度从“无限皇权”转变为“有限皇权”，主导思想从法家独霸转变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这一转变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