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6月，因为父母在华传教，司徒雷登于杭州出生。司徒雷登的父母，只是两个普通的传教士，他们对司徒雷登的期望，也不过是想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继续传教而已。

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日后会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司徒雷登还会成为中美外交关系中的重要人物。虽然他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但他的下场却并不好，这不是他个人的能力问题，而和美国内部的问题脱不开关系。

其实，司徒雷登提出的对华政策提议，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无奈美国国家内部过分重视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拒不接受司徒雷登的建议，为了明哲保身，最后还把司徒雷登推出来做了挡箭牌。

出生于中国成长于美国又回到中国出任燕京大学校长

如上文所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十一岁时，为了让儿子接受到正宗的美国教育，司徒雷登被送回美国读书。在美国，司徒雷登的处境十分尴尬。

因为童年是在杭州度过的，所以司徒雷登的杭州话说得很流利。但杭州的美国人不多，父母又不经常和自己用英语对话，司徒雷登并没有多少锻炼英语口语的机会，这使得他说起英语来总是磕磕绊绊，惹来了不少同学们的嘲笑。

这时的司徒雷登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尴尬会伴随他的一生：在中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国人”；但在美国人眼中，他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毕业后，司徒雷登迫不及待地带着自己的妻子回到了熟悉的杭州，如父母所愿成为了一名传教士。1918年，司徒雷登受美国南北长老会指派开始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

当时，北京有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这两所学校一直想要合并，但是却因为许多内部矛盾迟迟无法实现，其中最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由谁来担任合并后的学校校长。直到1918年，他们才各自退了一步，决定找一个和双方都没有关系的人来担任校长。

出自教会的司徒雷登恰好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有教会的背景，但是和两所大学之间都没有任何关系。在收到来自两所大学的邀请时，司徒雷登身边的亲朋好友全都劝他不要接手这个“烫手山芋”。

在他们看来，合并后的大学很有可能会因为原本两所大学之间的旧日恩怨随时停课，一个弄不好，搞砸事情的黑锅就要由司徒雷登这个新上任的校长来背。

但是司徒雷登经过仔细思考后还是决定接下这个重担，并开始为新大学的筹办奔走。在司徒雷登和两所大学的共同商议下，新大学的名字确定为“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在我国的教育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同时是现今清华、北大两所国内顶尖大学的前身，可以说是集合了当时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

作为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为这所大学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的。燕大创办之初，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个，也没有多少办学场地，经费也严重不足。

为了缓解学校眼下的困境，司徒雷登10次往返中美两国筹集善款，其中一次筹得了高达150万美元的捐款。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燕京大学才有了初步的扩建资本，1929年，新校址正式开始投入使用，燕大的规模也真正意义上开始扩大。

支持学生从事爱国运动并坚持继续组织燕京大学日常

对于自己在燕大的成就，司徒雷登一直是很自豪的：“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因为燕京大学的前身是两所教会大学，受到教会的限制很大，并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司徒雷登看清了这种限制，深知学校如果不能适应中国国内的情况，就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他一直在为学校融入中国当地政策做努力。

在司徒雷登的想法里，中国人有权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实施怎样的教育，如果他们不能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办学，那么很有可能会受到中国人的抵制。

资金再充足的大学，最终落实到招生上，都是要招收本地学生为主的，所以司徒雷登认为他们必须适应当地的政策。1925年，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后，司徒雷登领导的燕京大学是反应最快的学校，也是贯彻落实政策最彻底的学校。

根据规章，校长一职必须聘用中国人，校董事会也得中国董事占多数。同时，教育部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对于这些内容，当时的校董会大多数人都是坚决反对的。

但是在司徒雷登的赞成和坚持下，燕京大学最终还是迎合了政策的变动。为了表示自己对政策的支持，他本人也由校长退居校务长，虽然依旧主持大学的各项日常事务，但在职务上确实降了级。

正因为司徒雷登做出的这些妥协，燕京大学才逐渐获得了中国人的认同，慢慢变成了一所偏中式的大学，在中国彻底扎下了根。

燕京大学创办时期正值多事之秋，许多学生心系国家，免不了出去参与一些爱国运动。对此，司徒雷登一直表示支持。1920年，学生们因政府和日本的谈判问题举行罢课以示抗议，燕大随即决定停课6星期支持这次罢课行动。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燕京大学对此也发表了爱国宣言，这背后，都是司徒雷登纵容甚至是支持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还亲自上街游行，对日本人的侵略行为表示了强烈愤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常常寻衅滋事，司徒雷登奔波游走于日军司令部和美国领事馆之间，为燕大学子们的人身安全保驾护航。对于司徒雷登的付出，中国人民都看在眼里。

也正是司徒雷登这段时间的奔走周旋，让中国人民看到了他对燕大师生的真心爱护，使得中国人民对他抱有很大的感激和敬意。这给他日后的从政之路，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被日本人逮捕并软禁4年

北平沦陷后，司徒雷登在征得了美国同意的基础上，继续在北平办学。当时很多有志青年一时间无法逃往敌后进入中国人创办的学校，他们又不愿意进入日本人创办的学校接受日本人的洗脑式教育，燕京大学就这样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从七七事变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燕京大学从未停止过办学活动，而且燕大的师资力量也是数一数二的，又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包容性极强。种种优点都成为了这些有志青年们选择它的理由。

为了学校的安全，司徒雷登再次出任校长一职。不管怎么说，司徒雷登美国人的身份都会让日本人在做事时有所忌惮，所以司徒雷登刻意在学校内悬挂美国国旗，以此来避免日军的飞机轰炸。

对待当前的国内外局势，司徒雷登也要求学生们不要一味死读书。在司徒雷登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们学习知识，就是为了报效国家。如果一味死读书，那读书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和美国彻底撕破脸，日本人对司徒雷登的态度也不再如以前一般有所忌惮。战争爆发当天，长期对司徒雷登和燕大师生积压了不少怨气的日本人就冲进燕京大学的校园逮捕了18名师生。

当时的司徒雷登并不在北京，他正在天津为学校筹集下一步的发展资金。不过他也一样没能逃脱被捕的命运，日本方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将他押送至北京，和其他师生关在了一起。

司徒雷登被捕后，美国方面为了展示自己对国民的重视，一直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并多次和日本方面就司徒雷登的问题交涉。

本来日本方面以为司徒雷登只是有个美国人的身份而已，但是美国的这番操作让日本人起了疑心。他们怀疑司徒雷登有他们尚未掌握的秘密身份，或者司徒雷登的手上有什么重要内容是美国政府十分重视的。

就这样，原本对司徒雷登并不重视的日本人坚持不肯释放他，其他师生都被燕京大学和其他各方势力联手救了出来后，司徒雷登却一直被关在监狱里。

对司徒雷登的关押，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结束，此时距离司徒雷登入狱，已经有4年之久。

在不少中国人眼中，司徒雷登会被日本人盯上都是因为之前多次解救燕大师生的行为。就这样，司徒雷登阴差阳错地获得了不少中国人的好感。

出狱后被美国任命为驻华大使终成为对华政策替罪羊

1946年，出狱后的司徒雷登举办了他的70岁生日宴，在宴会上，国共双方都派了不少高官前来参加。司徒雷登在中国人内部的广受好评，吸引到了来自美国的目光。

美国特使马歇尔在司徒雷登身上看到了解决中国眼下问题的希望，在他的举荐下，司徒雷登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在此之前，司徒雷登没有过任何外交经验，甚至可以说也没有过任何从政经验，这就为日后司徒雷登在美国政坛上栽跟头埋下了伏笔。入职后的司徒雷登一直希望能够促成一个中国联合政府的建立，试图让国共双方之间达成合作。

但是他的这种主张遭到了美国和中国双方面的抵制：美国内部始终不想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我党合作；蒋介石方面和我党更是积怨已久，自然也不愿意放下身段讲合作。就这样，司徒雷登成了“光杆司令”，没有任何人支持他的主张。

另外，我党方面也不愿意接受司徒雷登的这种主张。我党看得很清楚，司徒雷登的这种主张不过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考量罢了。如果成立联合政府，那么中国国内的力量就永远无法团结到一处，中国自然也永远无法强大起来，成为美国的对手。

看清了这一切，一直想要励精图治、振兴祖国的我党领导人们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主张。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既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也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他的处境可以说是十分不妙。

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还向美国建议拉拢我党政权，以免我们倒向苏联一方，不过他的这些主张仍没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当时的司徒雷登曾经试图以私人身份前往北方和我党领导人们见面，我党也表示了欢迎。

但是得知此事的美国方面却给了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的命令，无奈，司徒雷登只好就此打住，并听从命令返回美国。没想到，回到美国后等到着他的是一场灾难。

司徒雷登返美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宣告失败，在政坛上，必须有人为此负责。没有什么根基的司徒雷登就是最好的替罪羊，他刚一回国，就知道了自己成为对华政策失败的“罪人”一事。

已经70多岁的司徒雷登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三个月后就中风瘫痪了。因为常年生活在中国又把自己的所有积蓄放在了燕大的建设上的关系，司徒雷登在美国并没有社保，他只能每个月依靠600块的救济金生活。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于美国华盛顿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