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殿堂中，有一群人身影独特而鲜活。他们是文人，但不仅仅是文人。他们的研究领域广泛，远非传统文人的“四书五经”所能概括。

然而，学术的世界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的。正如有句老话说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学术的地方就有争议。这些文人们在学术观点上各执一词，他们的思想碰撞、观点交锋，成为了学术领域的一道道亮丽风景线。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鲁迅和李四光这两位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因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的骂战，最后竟然连徐志摩，这样一位秉持中立态度的文人，也忍不住开始了口舌之争。

喋喋不休的民族斗士

鲁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和“现代文学巨匠”。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当时学生们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和进步，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游行和演讲。但不成想这一振奋人心的举动却被思想教育的传播者，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杨荫榆极力制止。

若杨荫榆的制止行为是为了学生们的安全考虑，那还不至于被鲁迅先生口诛笔伐，反而是因为杨荫榆在任校长期间，维护北洋政府，反对学生运动，禁止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并禁锢学生的思想，才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注意。

甚至在一次宿舍检查中，杨荫榆带领军警入校驱赶暑假留宿的学生，并打伤了刘和珍、许广平等13位学生骨干，这一举动更是引发学生强烈不满。于是学生自治会组织并开展了一场抵制杨荫榆的运动。

就像我们从小学习的那样，鲁迅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一位为了民族独立跟思想解放而以纸笔为武器的人，骂世上该骂之物，怼世上改怼之事。

作为北京大学的讲师，面对此等情形，自然而然会站在学生前面。

在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纪念刘和珍篇》中，深刻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与人生百态。对于女师大起义学生被镇压和枪杀的事件，更是知无不言，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察觉到情势不妙的杨荫榆便“骗”来了一位帮手，此人正是先前与鲁迅不和的李四光。

文坛里的恩怨情仇

两人之间的矛盾其实早已存在，1920年，李四光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下，在北大任地质系任教授主任，与此同时鲁迅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

在一次文学沙龙上，鲁迅和李四光因观点不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鲁迅指责李四光的作品浮华空洞，没有真正的思想性；李四光则反击鲁迅言辞激烈、偏激，完全不懂得尊重他人。这也为后来两人上演的大战埋下了伏笔。

得知两人恩怨的杨荫榆便灵机一动，她同李四光讲北师大的学生风潮已经过去，并邀请他陪同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心思单纯的李四光并没有多想，自是欣然应下。并在事后发表了《在北京师大观剧的经验》。

而这一行径落在鲁迅眼中，自然是把李四光归入杨荫榆的阵营。后鲁迅也在《华盖集》——《“碰壁”之余》中，把李四光称为拥护杨荫榆攻入学校的“勇士”。两人的战争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随后李四光在《地质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学术自由与独立精神》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以及为何支持杨荫榆校长的一些决定。

他强调，学术自由并非无限制的放任，而是在尊重学术规律的基础上，允许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存在。他认为，杨荫榆校长的一些改革措施，正是为了维护学术的纯净和独立。

鲁迅看到李四光的回应后，并没有选择退缩。也在《华盖集》的后续文章中，继续对李四光的观点进行批驳。

亦与他人兵戎相向，莫怪我将你牵连其中

自从两人开战之后，在鲁迅笔下见到李四光成了一种稀疏平常之事。在一次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演讲上说，北大明令规定教授不可兼职。

此时的鲁迅虽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但由于他在教育部也担任职务，所以并没有被北师大正式聘为教授。

与之不同的是，李四光在北京大学任地质系教授主任，还兼任着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副馆长。

鲁迅一想这岂不是冲我来的，于是便在《“公理”的把戏》中反驳道，李四光作为北大教授，却兼职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副馆长，一个月的月薪竟高达五百元。极力斥责着李四光“专于敛财，致学术不精”。

然后，鲁迅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的中讽刺教育部部长章士钊时，再次把李四光捎带上。

鲁迅意指，经过慎重考虑，京师图书馆既然要开放，那么馆长一职应当是由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知名学者来承担。在此，高度认可并推崇梁启超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

然而，考虑到图书馆管理的全面性和专业性，特别是西方学术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认为单凭梁先生一人之力可能难以胜任。因此，建议辅以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担任副馆长一职，以便更好地协同管理，共同推进京师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面对这样的讥讽，饶是李四光先生再大度，也无法不恼怒。终于李四光先生开始了反击。

在学术界的争议中，李四光先生一直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稳健的学术态度受到广泛尊重。

然而，这次遭遇的讥讽明显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触及了他的尊严和底线。尽管他深知在争议中保持冷静的重要性，但这次，他决定不再沉默。

便同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回应鲁迅先生的质问，甚至还回骂，认为鲁迅先生算不得文学大家，只不过是捕风捉影之人，还需要再读十年书提高自己的修养。

众人参战，有人吸引火力，有人草草收场

两人的骂战愈演愈烈，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最先站出来替李四光说话的是陈西滢等人，随后李四光发现论文笔自己仿佛并不是鲁迅的对手，便请来徐志摩为其正名。

徐志摩或许初衷并非欲涉足此纷争，然而，由于双方争执的文章竟刊登于其所主办的《晨报副刊》之上，局势逐渐演变得颇为棘手，几至无法收拾。

在接收到陈西滢与李四光的书信后，徐志摩明确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他认为两位业界泰斗不应为这样的小事争执不休，遂决定出面调解，以期化解双方的矛盾。

徐志摩先是将自己同陈西滢的书信刊登在了《晨报副刊》上，但陈西滢与鲁迅也是有旧怨的，鲁迅并没有领情，反而在《不是信》一文中，抨击了陈西滢早先听信了流言，站队杨荫榆。

见状，为了更加清楚的解释李四光兼职这一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徐志摩又将李四光亲笔信刊登在了报刊上。

但是粗心如徐志摩，李四光在信中对鲁迅先生的抱怨，也被他不加掩饰的刊登出来，让李四光对鲁迅先生的不满被不加筛选地公之于众，不仅让鲁迅先生感到尴尬，也让整个文坛刮起另一场风波。也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场纷争。

鲁迅乃一代文学巨匠，他深谙世态炎凉，对于那些虚伪的场面话，他向来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言辞犀利，直戳问题的要害，打了李四光跟徐志摩一个措手不及。

在这场骂战中，徐志摩的介入无疑成为一个转折点。眼见形势愈发紧张，他深知自己如果再加入其中，只会让局势更加混乱。于是，便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的文章。

徐志摩在文章中强调，文学应该是一个交流思想、探讨艺术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充满人身攻击和谩骂的战场。他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和理性，共同维护文学的尊严和秩序。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徐志摩的介入并没有让鲁迅罢手，换来的却是鲁迅更加猛烈的反击，使得徐志摩也成为了批评的对象。

然而这次，面对鲁迅的尖锐批评，徐志摩并没有选择针锋相对，而是选择了沉默。与此同时，李四光也选择了保持沉默，不再参与这场纷争。

徐志摩与李四光的沉默并非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他们深知，只有让这场纷争自然平息，才是对文学界最好的贡献。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这场由三人参与的争议终于渐渐平息，这次大战也正是落下了帷幕。

虽然这场争论激烈，但也表明了当时文学界各派观点的碰撞和对立。这一段历史，既是民国文学思潮之争，也是那个时代的思想与观念的多元和变革。

这样的骂战名场面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和竞争，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纷扰和活力。虽然有时候争执激烈，但正是这种多元的声音和思想碰撞，推动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