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指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系列海上远航活动。因其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 ),而得名。今天我们将要探讨的话题是: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罕见的壮举,可为何会留下隐患呢?
一.郑和下西洋事件概况
郑和下西洋的政治背景是:在明成祖的强势统治下,明王朝内部局势相对稳定,国内政治相对清明。在外部,经过洪武时期的多次打击,蒙古人已经基本退出了漠南,对明朝边境的威胁大为减轻。
此外,经明成祖发动南征安南,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的"郡县安南"之后,明朝基本控制了陆路,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其经济背景为:明成祖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且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
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也有较大的需求。
郑和下西洋,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在七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
二.事件的正面影响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郑和下西洋,初始目的和任务就是“和番”与“取宝”。“和番”就是和平地与海外各国交往;“取宝”就是通过贸易获得国外珍宝,说明物质需求是下西洋的根本原因。郑和远航船队实际上是一支规模巨大的官方国际贸易队,在船队所到之地进行了频繁的贸易活动。
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开通了海道,打击了海盗,保证了海上安全。更重要的是,成功地全面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在当时明朝人看来,西洋的尽头就是西域。郑和下西洋的国家航海外交行为,全面贯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之地就在印度洋,这是从海上给古代丝绸之路划了一个圆。这也极大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繁荣发展。
因此说,郑和下西洋的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宣扬国威,而是要建立经济贸易和外交网络。郑和下西洋结束后,虽然明王朝官方朝贡贸易衰落,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海上力量就落后于西方了。
郑和下西洋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兴起。发展到明末,郑氏海商集团独霸远东海上,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上活动充分说明了明代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国家。直至明末,西方也不能与之抗衡。
另外,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像西方开辟新航路那样导致海外殖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明朝外交的 “不征”与“共享”理念,试图不依靠武力来建立一种和平的国际体系。
郑和七下印度洋,将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广袤的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政治上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经济上贸易资源互通有无,文化上多元文化认同交融。
永乐二十一年,出现了西洋古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浡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国派遣使节1200人到北京的“万国来朝”盛况。这充分说明:郑和下西洋将中华秩序理念付诸实践,在没有对任何国家产生威胁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共享太平之福”的国际新体系。
三.事件留下诸多隐患
综上所述,郑和下西洋以朝贡贸易为主,因"政治挂帅"而忽视经济实利,有"厚往薄来"之说,从而也使得远航难以为继。郑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对这些外邦朝贡者的大量赏赐,逐步引发了帝国的恐慌,仅仅白银一项,每年就花费600万两,还不包括对两万多出访官兵的嘉奖。由于船队携带铜钱出国收购,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这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引起了钱币的大规模贬值。
由于大力从事不计成本与不惜代价的睦邻外交活动,积极致力于建立与维护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天朝礼治体系"。所以,郑和下西洋明显缺乏现实利益考虑,因为当时对明朝的主要现实威胁并非来自海上,而是来自北面的北元与西面的帖木儿帝国。这就导致郑和下西洋,纯粹王道的理想色彩浓厚,重义轻利、不计得失。
还有,受明朝皇权制度限制,郑和下西洋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更不用说导致明朝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发育,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属于“纯粹王道式外交”行为。
最后,也许是由于郑和七下西洋过于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
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后来明朝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 随后,顽固的封建思想以及农业帝国的土地观念战胜了海洋观念,导致七下西洋后的终止。从此,国家弱化了航海与海洋相关的建设,甚至又恢复了“海禁”政策。
结束语:
虽然产生了不少正面影响,但也留下了诸多隐患。这一事件启发我们:正常的外交贸易活动是应该的,但一定要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进行,绝不能好大喜功,影响国内正常经济发展、破坏民众日常生活。
我们应该坚持"去纯粹王道之幻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历史取舍原则,认真吸取纯粹王道外交的经验教训,更多地将义利兼顾、德力俱备的务实王道发扬光大,古为今用,以更好地促进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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