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2日，中共中央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在驻地林西召开了冀察热辽地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

时值全国解放战争期间，考虑到对全国的战略布局，中共中央决定，将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以及军区划归东北中央局以及军区领导，为了配合东北地区作战，并对全国解放形势做出正确的预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才决定召开这次党代表会议。

可这次会议，几乎也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召开的。

当时的热河省全境基本上都在国民党军的手中掌握着，包括热河省承德以及临时省会赤峰，而当时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驻地林西，就位于赤峰北不远的地方。

参加会议的一共有10个代表团，分别有热河省政府代表团、冀察热辽军区代表团、冀热察代表团、热东代表团、热中代表团、热辽代表团、热北代表团、第二十二军分区代表团，党直代表团以及冀东代表团。

大会主席团成员包括

程子华、黄火青、李运昌、杨清、高自立、赵毅衡、李中权、陈奇涵、黄永胜、段苏权、李子光、马载、苏林燕。

其中程子华是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黄火青为副书记

冀察热辽召开的这次党代表会议，对于全国的解放形势，做了正确的分析，尤其是对冀察热辽地区的斗争形势，会议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整个会议一共开了42天，从4月2日一直开到了5月14日，会议结束以后，各个代表团随即返回根据地，准备接下来的战役任务。

柴胡栏子事件

1947年5月15日，参加冀察热辽地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的冀东代表团一行72人，踏上了返乡的行程。

无论是参会途中，还是会议期间，亦或是回程期间，我军都做了充足的准备，确保途中不发生危险。可有时候意外就是这么突如其来的到来。

冀东代表团一行人在离开林西后，于18日抵达乌丹，受到了第二十二军分区的热情接待，队伍休整了一天，才又启程出发。

事实上为了整个代表团的安全，冀东军区在代表团出发之前就做了充足的准备，随行的队伍中，还包括一支30余人的步兵警卫排，可在会议期间，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拨给了冀东军区一万余发子弹，当时冀东军区正组织筹划滦东战役，攻打昌黎，急需这批弹药，因此代表团专门派警卫排朱乔生带着弹药先行一步赶回，该警卫排仅留下了一名副排长和5名战士。

这样一来代表团一行人在回程的路上安全得不到保证。

冀察热辽军区为了保证冀东代表团一行人的安全，特别下令，要求第二十二军分区出动一个团的兵力，警戒赤峰方向的敌人，另外又派出了一支骑兵连，直接做代表团的警卫。

骑兵连总计兵力在70多人左右，虽然是临时组建起来的一支队伍，但与以前30多人的警卫排相比，人数上更多，安全上也能得到保障。

1947年5月19日，冀东代表团一行加上骑兵连出发，走了两天路程，于5月20日黄昏抵达了柴胡栏子村。

负责带队的苏林燕、李中权等主要领导人当即决定，代表团就宿营在柴胡栏子村。

不过柴胡栏子村本身是一个不大的村子，只有30来户人家，容纳不下如此多的人驻扎，苏林燕随即做出了安排部署，代表团以及随行人员，包括警卫班人员歇宿在柴胡栏子村，而二十二军分区骑兵连70余人，驻扎在距离不远的彩凤营子村，警戒赤峰方向的敌人。

苏林燕考虑到代表团驻地的安全，临休息之前，还召集全员开了一次会，并且他也听附近老乡说起，最近周围常有敌军活动，所以特别强调了安全问题。

只是当时我军几乎都将赤峰方向的敌人当做最大的威胁，但没有想到的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

由于连年战乱，热河省各地均盘踞着土匪，5月20日当天，盘踞的十几股土匪1000余人会合在一处，打算去赤峰投奔国民党军，正好歇宿在距离柴胡栏子村村西6公里的地方，敌我双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住在了如此接近的距离上。

5月20日凌晨5时，代表团副主任李中权在村西散步时，偶然撞见了距离200米不远的地方，有背着枪骑着马的人出现，四周围观察了一番后，才发现村子四周围都被大量的骑兵背着枪走来走去。

代表团哨兵主动询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事实上当时这股土匪还未发现村子里住着代表团。只是知道村子里有支队伍驻扎着，便有预谋的靠了过来

对方一听有人问话，也是吃了一惊，没说话直接开枪还击，哨兵当场牺牲。

李中权也不知道是敌是友，不过他考虑到，从西南方向上过来的队伍，不太可能是敌人，于是出声询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是八路军，冀东来开会的。”

没想到这群土匪一听，顿时炸开了窝。

“你们是八路军，我们是九路军。”

对方不由分说，立即鼓噪开枪，李中权这才意识到，自己是遭遇了土匪。

这些土匪本身就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准备投奔赤峰驻扎的国民党军93军暂编22师的，双方几乎是一瞬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摸清楚是土匪以后，李中权迅速退回村子里，指挥战士们作战，苏林燕等代表团的几个领导也都各自站在指挥的位置上。

遗憾的是，尽管警卫班都是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战士，但对比人数上前的土匪，还是处于劣势，代表团成员中，除了八九名警卫班战士拥有长枪外，大部分干部都只是手持短枪，根本就不是土匪的对手。

到天亮时分，土匪已经攻进了村子，与代表团战士展开了逐屋争夺战。

可在当时，代表团还是有一支生力军在的。

那就是位于柴胡栏子村2.5公里处的彩凤营子村，那里还有一个70多人的骑兵连，只要派人去通知，骑兵连不出几十分钟，就能赶过来支援。

团长苏林燕召集人员在

村民刘根柱家集合，一致决定，先派出通讯员王生，负责联络彩凤营子村的骑兵连，赶过来支援。

二十二名干部壮烈牺牲

尽管苏林燕连续派出了两波通讯员，可回来的人都说没找到骑兵连。

土匪人多势众，代表团武器又不如敌人，很快便落入了下风。

苏林燕、李中权等代表团领导人员后来都集中在警卫们所在的大院之中，拼死抵抗，警卫班长李海山等战士都先后牺牲。苏林燕指挥大伙儿，烧毁了身上所有的机密文件以及密电码，这是门外缝隙里一颗子弹打进来，胡里光不慎被击中牺牲。

他也是第一个牺牲的冀东军区高级干部。

代表团副主任李中权对大伙说：

“要么我们都壮烈牺牲在这里，要么我们立即向东冲出去，大家意见如何？”

“冲！”

大家一致决定，全都往外冲，向东突围出去。

李中权的警卫员劝他脱下身上穿的呢子干部服，李中权不肯：“哪有干部在危急时就不穿干部服的，岂有此理。”

说完了大家一起开门，冲在最前面的一个警卫班的战士不慎中枪倒地，冀东军区高级干部，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王平民刚跑出门口，随即中枪倒地，又坚持爬了30米才壮烈牺牲。苏林燕冲出大门后，也在70米处中枪倒地，壮烈牺牲。

随后有警卫员报告李中权：

“苏部长冲出大门不远就牺牲了。”

李中权只能强忍悲痛，继续率领大伙冲出去，因为身上的干部服太显眼，李中权遭遇到了敌人密集的火力。

对于当时的那种场景，李中权可以说是记忆深刻：

“敌人发现我们突围，子弹疯狂地横扫过来，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是纷纷的弹雨，子弹落在地上噼噼炸响，尘土上下飞扬。不断有人中弹倒下，其余人继续跟随我向东突围。我冒着枪林弹雨奋力跑出约100米，突然右臂中弹，右肋和前臂骨被打断了，我只好左手提枪射击，继续和同志们向东突围击……”

“啪”

一颗子弹击中了李中权的右肘，子弹直接穿透了前臂骨，

右肘关节和前臂骨被打断，只好左手端枪，紧接着又有一发子弹从后背打入，巨大的力道使得李中权一个踉跄，口中、鼻中随即喷涌出鲜血

……

事后人们才发现，从李中权后背打进来的这颗子弹，距离大动脉只有一毫米的距离，中枪的一刹那，李中权脑子里没来由的想起一句话：

“革命20年，出生入死没见马克思，今天大概要牺牲在这个地方了。”

李中权尽管人已经倒下，但他还没有停止呼吸，凭着这最后一股力量，李中权带领着一部分战士突出重围。

一直跑到了彩凤营子村西，李中权才知道，骑兵连早已经躲到了山上，警卫员找了一头毛驴，让李中权骑着，一直往东走，路上遇到了二十军分区警备二团参谋长李天增率领的人来支援。

当时敌人还在尾随追击，李天增一面命人救助李中权，一面与追击的土匪交手。

这一战，冀东代表团伤亡实在是太惨烈了。

代表团干部战士，总计有22人遇难，包括5名师以上的干部，其中有代表团主任苏林燕，牺牲时任冀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克如，牺牲时任冀东行署财政厅厅长；冀光、牺牲时任冀东15地委宣传部部长，以及王平民、胡里光等高级干部。

更为惨烈的是，这群土匪冲进村子以后，到处烧杀抢掠，犯下了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行，二十军分区警备二团在李天增的率领下，是第一批赶到的队伍，随后赤西县支队、热中军分区骑兵、步兵均赶到现场参加战斗，冀察热辽军区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怒，当即下达严令，要求二十二军分区副司令员何廷一率部追击，并配合地方部队战斗。

由于代表团牺牲的人太多，当时村子里根本拿不出22口棺材安葬这些烈士，不得不借用老乡家里的柜子，这才将烈士们草草安葬，直至第二年当地解放后，才有将烈士分重新安葬。

牺牲的5名高级干部中，都是红军时期一路走过来的，抗战时期便屡立战功，如果他们不牺牲，很多人都能成为将军。

幸免于难的李中权，回到冀东区后任九纵队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离休前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毛主席震怒：先把警卫的骑兵连连长指导员枪毙

一次性就牺牲如此之多的干部，当消息传到党中央时，就连毛主席、周恩来也赶到震惊。

尽管事后这些土匪全部都望风而逃，但在我军逐一打击之下，渐渐土崩瓦解。

这群土匪多达十几股，聚在一起以后，共同推举热北惯匪白金辉为总指挥，因为白金辉手底下的土匪队伍人数最多，达到了300余人，除此以外，其他匪部大多都是解放军之前解放围场县漏歼灭的几支国民党军溃兵，如

国民党十三军谍报队队长张振山带的30余人；国民党承德保安总队第三营十二连连长尹万海带的40余人；国民党围场县绥靖军司令陶汉选带的40余人和副官禹福带的50余人；国民党围场县警察大队长许连明带的100余人；国民党围场县大石头乡自卫队长王乐庆带的100人；国民党围场县宝元栈自卫队长李喜鸿带的100人。

这些土匪头目，基本上都在建国后被镇压，少部分在解放战争后期起义，因如实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而被减轻了处分。

匪首白金辉，1949年初在北平随国民党军13军起义，后削职为民，迁到了包头市，同年病死。于秀成逃到了多伦，后来混入我军之中在部队当炊事员，于1953年被镇压；陶汉选，建国后被镇压。

这群匪首之中，唯一一个躲得时间最长的人是任芳伍。

自血案后，任芳伍仿佛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就连其原来的老部下，也都不知道他的去向。

一直到1968年，原来任芳伍的老部下，曾参与柴胡栏子时间的匪徒齐达榜服刑结束后，回到了老家承德，竟然意外的撞见了自己的老上司任芳伍。

当年那桩血案，虽然过去已经很多年，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忘记，尤其是像齐达榜这种曾亲身参与过血案，但依旧恶习不改的匪徒。

公安侦查人员发现，齐达榜在老家接受劳动改造时，常去一个老地方。公安人员分析后，认为齐达榜很有可能是在当地遇到了老熟人。经过一段时间摸排后，1969年9月23日，当地县工作人员与当地治保主任传唤了齐达榜。

一开始齐达榜还狡辩，说自己的罪行早已经交代清楚了，但在公安人员审讯之下，齐达榜逐渐露出了马脚，最终不得已坦白：

“我好像看到了任芳伍。”

公安人员顺藤摸瓜之下，将任芳伍抓捕归案。

这时的任芳伍早已经年近七旬，一脸憨厚的表情，很难让人想象，在当年这家伙是一个凶残成性的匪首。

原来就在当年血案后，任芳伍也知道自己必然会遭到清算，于是躲进了深山老林，觉得风头差不多过去了，这才又到了承德漫沟子公社南北营大队隐姓埋名生活下来。

日常的任芳伍老实本分，干活也很卖力，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认可，任谁也想不到，当初那个地主家的纨绔少爷，凶残狠毒的还乡团团长，摇身一变，成了朴实本分的老农民。

如果不是齐达榜意外的发现，任芳伍还会一直躲藏下去。

1970年3月24日，任芳伍经审判后执行枪决，时年72岁。

不过，更令毛主席震惊的是，当时护送冀东区代表团的，还有一支70多人的骑兵连，在听说柴胡栏子村的战斗后，不仅未及时驰援，反而还先行率部逃离，毛主席认为，牺牲之所以如此惨烈，完全是因为骑兵连指挥员贪生怕死造成的，于是毛主席下达严令：

“一定要让敌人血债血偿，也必须将骑兵连有关人等军法从事，否则无法对死去的将士交代。”

经党中央以及东北局中央分局决议：该骑兵3团5连的连长、指导员被执行枪决，连里所有排以上干部，均受到严重处分。

当然一同受处分的还有一名年仅19岁的警卫员，因为在战斗一开始，他就因害怕自顾自地脱离了战斗岗位。

毛主席一声令下，不仅仅是对牺牲烈士以及百姓的一个交代，也是对党纪国法的交代，如果当时他们能够恪尽职守，或许冀东代表团伤亡不至于如此惨烈，人民百姓的生命财产也就能够得以保证。